1998年的12月19日，钱锺书离开了这个世界。今天，是钱锺书逝世20周年，这位民国大师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

钱锺书大众所熟知的钱锺书，是身为才子的钱锺书

他年少得志，非常年轻时就因博学强识而名满天下。他当年报考赴英留学的公费生时，很多人听闻钱锺书之名，吓得都不敢报考了，他也不负众望，考取了第一名。

光是《围城》一书，就足以奠定他的才子地位。

《围城》是典型的才子型小说，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字里行间都透着掩饰不住的俏皮劲，让人感觉作者的才华多得都要横溢出来了。

钱锺书曾经非常火，听说当年《围城》播出的时候，他家里的电话都快被仰慕者打爆了，他不胜其烦，忍不住对一位英国粉丝说：“你吃了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的话，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

依他的性格，肯定是觉得大家安安静静地读他的书就好，何必去研究他这个人，可我们还是忍不住对这个“下蛋的鸡”感兴趣。

生活中的钱锺书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把毒舌全留给文章，把温情留给妻子。

钱锺书年轻时代钱锺书最引人瞩目的，是他的狂气

要了解一个人，最好从他小时候说起。

你知道钱锺书为什么叫钱锺书吗？钟书钟书，钟爱读书。确实就是这样的，钱锺书一岁时抓周，什么都不要，就要抓书，因此有了这个别名。在这以前，他一直叫伯父给起的名字“仰先”。

钱家旺二房，不旺大房，钱锺书伯父多年无子，钱锺书一出生，父亲就决意把他过继给伯父，让伯父一房有个安慰。伯父盼望儿子很久了，对阿先非常慈爱，要什么给什么，爱干嘛就干嘛。

在这种自由无拘无束的环境中成长，阿先释放天性，爱读书、痴气旺盛，还最爱胡说八道。

古今人物，逮着谁都能挑出一通毛病。亲爹看着实在忍不住了，也顾不得过继这回事，管不了大哥的颜面了，直接管教阿先：

“你不要乱说话啊，在家乱说话成习惯，到外面乱说可就会惹祸。”

怕阿先左耳进右耳出，亲爹还直接给他起个名字——默存，默存典出《易·系辞》：“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总而言之，默存就是“你别乱说话”。

人们常说“三岁看老”，又说“知子莫若父”，用在钱锺书身上实在适合不过，他一辈子真就如他亲爹所料——毒舌。

钱锺书与父亲

默存长大后，离开老爹，就更加放飞自我。

钱锺书之狂，在于才学上的眼高于顶，很少有人入得了他的法眼，甚至为他博得了“民国第一毒舌”的名头。

他从清华毕业后，外文系的教授都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可是他一口拒绝了，理由是：“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

他从欧洲返国，年仅28岁就当上了西南联大的教授，可他因种种原因在联大仅待了一年就离开了，相传他曾评价说：“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

文学大师

对同时期的文学家，他大多瞧不上。

写《谈艺录》，就说王国维“笔弱词糜”；写《管锥编》，就说陈寅恪“不知即用首楞语，当面错过矣”。

说到陈寅恪，钱锺书最看不过的，要数陈寅恪花那么多的精力去讨论“杨贵妃入宫时是否是处女？”还花那么多力气为妓女柳如是作传。

对张爱玲，他颇不以为然，认为她大节有亏；对沈从文，他更曾在小说中讥他“非正途出身”。

对当时大家力捧的“女神”林徽因，他也并不感冒，还专门写了个小说《猫》，疑似讥讽地描写林女神和他的仰慕者。

林徽因

写《围城》，也不忘调侃苏曼殊诗里的日本味儿，浓得就像日本女人头发上的油气。

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他撰文嘲讽说：“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

他真正看得上的同时代人只有鲁迅，但也还是说：“鲁迅文章是写得不错……但他写不了长篇。《阿Q正传》便显得太长了，应加以修剪才好。”

钱锺书的毒舌本色，即使是夸人，也不忘挑出刺来。

鲁迅

钱锺书的毒舌是一种难得的偏见，只对文不对人。

他是情商低、乱说话，但今天这个“好好说话”的高情商时代里，别说文学了，任谁只要走出家门、跨出校门，要听一句发自肺腑的真话倒也难。

钱锺书进清华大学外文系后，吴宓教授很看重他，每次上完课，都在课室跟钱锺书多聊一会儿：“锺书，你觉得我这节课讲得怎么样？”

钱锺书常常说：“不怎么样……”

有时出言不逊，有时指东道西，吴宓从来都广开言路，一点也不气。倒是有些同学气不过，添油加醋将钱锺书在背后毒舌老师的话说给吴宓听。

吴宓反倒理解：“钱锺书的狂，并不是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照样对钱锺书的学习关照有加。

钱锺书很幸运，在青春大好的二十岁时，遇到了罗家伦，遇到了吴宓，遇到了清华，无一不出奇地包容他的毒舌与狂妄。

关于自己的狂，钱锺书是心中有数的，他有句名言是：“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志气的，到了30岁还狂则是没头脑的。”

世人只知道钱锺书很狂，很傲，看谁都不顺。

但其实他看自己也没有很顺眼呢，很多人只知道他毒舌别人，其实跟他毒舌自己相比，简直是小毒见大毒。

大家都知道他自黑的故事：《围城》一版再版，从诞生起就一直是畅销书，有记者忍不住要采访他，他拒绝：“如果你吃过一个鸡蛋，觉得还不错就好，为什么一定要见下蛋的母鸡呢？”

除了这个，他在《围城》中塑造的最猥琐的形象就是源于自己。

小说里写新郎“曹元朗穿了黑呢礼服，忙得满头是汗，我看他带的白硬领圈，给汗浸得又黄又软。我只怕他整个胖身体全化在汗里，像洋蜡烛化成一摊油。”

说完这个，马上又调侃新郎表情严肃得不是在婚礼现场，是在断头台上。

结果呢？杨绛爆料，这个猥琐的新郎不是别人，就是钱锺书本人。

比这更厉害百倍的是，钱锺书真觉得《围城》写得怎不么样，他觉得那部没有写完的《百合心》可能好点，紧接着又说：

“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说白了就是：哎，觉得《百合心》好点，就是我这个懒人的意淫，其实我也瞧不上自己写的那些玩意儿。

三四十岁以后，他逐渐由狂变成了狷，锋芒一直还在，只是由外露变成了内敛。

这个时期他的狂，主要表现在性情上的不趋时流和学问上的坚守底线。

大鸣大放的年代，他和杨绛始终一言不发，有人动员他们“鸣放”，可他们就是不喜欢跟着起哄。

钱锺书对此说过一句话：“如果我们无法拥有言论的自由，我们至少拥有沉默的自由。”

沉默，至少意味着不作恶、不配合，他们用沉默捍卫了自己的良心，也用沉默表达了无声的抗议。

文革时，江青曾派人请钱锺书去赴国宴，他谢绝了来者的邀请：“我很忙！”

晚年他深居简出，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愿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即使司马迁、韩愈住我隔壁，也恕不奉访。”

都说他狂，可是他狂得坦荡，狂得汪洋恣肆，狂出了真性情，只要这份狂气不用于攻击他人，没什么不好的。

钱锺书最打动人的，却是他的痴气

钱锺书除了狂，还有痴。

这份痴，集中体现在他对妻子女儿的一片痴心上。

他是最深情的丈夫，大家都说他有誉妻癖，曾不止一次夸赞杨绛，他说她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又说她能够具“朋友、妻子、情人于一身”。

他那么高傲，却真诚地表示杨绛的散文比自己写得好。

我常常觉得，如果有完美的爱情和婚姻，那么应该就像他和杨绛这样。

他们的故事时，始于一见钟情，笃于朝夕相处，他们的感情，从未因生活的动荡和时间的磨灭而褪色，反而变得更加情深意笃。

1932年，杨绛从东吴大学转到清华借读。不少人传闻他们俩一见钟情，其实并不是，但钱锺书确实一见杨绛就收起毒舌，看谁都不顺眼，看杨绛却全身尽是好，还为她写了一首诗《初见》：

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第二次见面，钱锺书就忍不住说：“外面的人说我已经订婚，都是瞎说，你别信他们啊。”

没想到，杨绛说：“他们说追我男孩子从清华排到北大，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男朋友，其实我单身。”

有人说，真爱会让人发现自己不一样的一面。

毒舌的钱锺书，遇到杨绛，才自然而然学会赞美。从此，清华的图书馆里多了一对忠实的情侣。

钱锺书写给杨绛的情书

他在围城中谈论婚姻：“婚姻如同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他跟杨绛初恋就结婚，相爱了一辈子。

有人看完《围城》后，觉得被钱锺书的婚姻围城论“欺骗”，跑去问钱锺书：“你和杨绛一辈子那么幸福，为什么还能写出《围城》这样的作品呢？”

钱锺书笑了笑说：“难道吴承恩写出《西游记》，是真的去过西天取经吗？”看着像耍嘴皮子逗人笑，其实说的也是大实话：文学和生活本来就是两回事。

他还煞有介事地说办公室恋爱不靠谱：“同行最不宜结婚，因为彼此是行家，谁也哄不倒谁，丈夫不会莫测高深地崇拜太太，太太也不会盲目地崇拜丈夫，婚姻的基础就不牢固。 ”

可钱锺书你自己却和同行结婚，又幸福了一辈子。

钱锺书和杨绛相识于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订婚后一起去英国、法国留学，留学归来，一起在西南联大的外文系任教。

钱锺书做学问教书为主，没事写小说散文消遣，杨绛也是。

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教授同行、作家同行，却一辈子夫唱妇随，一个说对方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一个说“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情，就是保护钱钟书的痴气”。

世人都知道杨绛是钱锺书的守护神，却不知道钱钟书待杨绛也是相当好的。只说几个细节，便能看出他对妻女的呵护和温情：

钱锺书为杨绛洗手做羹汤

他是无锡钱家的“大阿官”，素来笨手拙脚，不会做家务，却在杨绛生完孩子后，精心为她炖了一锅鸡汤，鸡汤里还放了鲜嫩的蛋豆，那是她最爱吃的。

在英国留学时，有天杨绛还在睡觉，钱锺书已起床特意为她做早餐。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锺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

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

他为她做了一辈子的早餐，后来有了女儿阿圆，则变成为她们母女俩做早餐。

她怀孕时，他对她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就像你这样的！”她生了阿圆后，他喜滋滋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他执意不要第二个孩子，理由是：“我们如再生一个孩子比阿圆好，而喜欢那个孩子，怎么对得起阿圆呢？”

其实，是他不忍心让她再受生育之苦，每次女儿生日的时候，他总要说：“这是母难日。”

抗战时，他去了湖南教书，而她留在上海，饱尝了相思之苦。等到两人相聚后，他对她说：“从今往后，我们一家人只有死别，没有生离。”他真的做到了。

他还是最有趣的父亲

从小到大，他就是女儿圆圆最好的玩伴，杨绛总笑他们是“老鼠哥哥同年伴”。他爱带着女儿玩埋地雷的游戏，把笔啊、书啊藏在被子里，一个藏，一个找，玩得不亦乐乎。

他喜欢逗女儿玩，圆圆两三岁的时候，他在她肚皮上画了个花脸，被杨绛说了一顿，后来不敢造次，于是就以给女儿起外号为乐。他看见女儿在床上蹦来跳去，就笑她：“身上穿件火黄背心，面孔像只屁股猢狲。”圆圆被他逗得又气又笑。

在圆圆心目中，妈妈有时太严肃了，只有爸爸是她的“好哥们”。

许久以后，圆圆患重病躺在床上，提笔准备写《我们仨》，第一篇就是“爸爸逗我玩”。爸爸陪着她一起玩耍的经历，始终是她记忆中最难忘的。

钱锺书和杨绛相濡以沫，琴瑟和鸣了大半辈子。那时候钱锺书说要写一本书，杨绛做了他第一个读者。钱锺书写一章，杨绛读一章，每每读到有趣的文字，她都会开怀大笑。

那本书就是《围城》。

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感情莫过于：我懂你。

他是最狂的才子，最深情的丈夫，最有趣的父亲

把毒舌全留给学术，把温情全留给杨绛。

这就是一代大师钱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