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曹一

马建红法学博士

说到中国古代圣帝明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留给后人的是不同式样的遗产，有物质样态的，有制度层面的，还有思想领域的，可谓是各具情态，各领风骚。而其中的“大汉天子”汉武帝刘彻，则由于其在当政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立儒学为官学，要求入仕为官者须信奉儒家学说，使由孔子创立的儒学在经历了历史发展的考验后，赢得了独尊的地位，且后世虽然王朝更迭无已，而儒学的正统地位却能历久弥坚，型塑并主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可以说，汉武帝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决策”，其影响具有无限的穿透力，正是他将儒家学说送上了思想至高的殿堂。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的皇帝们无论是“口含天宪”，还是“言出法随”，但在思想上似乎都不怎么自信，即便是雄才武略如汉武大帝，也并不敢表现出一副真理在握的倨傲情态，而是在即位之初，就谦逊地向天下人垂询一种既可以满足大一统需求，又能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学说，而恰逢其会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则正中其下怀。那么，在当时可供选择的“百家学说”中，为什么儒学能一枝独秀，赢得汉武帝的青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有当时董仲舒审时度势的分析，也有后世后知后觉者的儒生们的诠释，但时至今日，人们仍在尝试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答，这“千年一问”确实是不容易作答的。

作为统治者，汉武帝自然要选择一种于己有利的治道，而董仲舒的进言则直抵其心扉，他解释说，儒学之原理与天地阴阳变化息息相通，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依据儒家主张来治国正是天意的体现。在这个大前提下，儒家学说中那些不危及统治者权威的“民本”思想，自然也容易为帝王所接受。

从民众角度而言，一个能接受仁政、民本思想的君王还是值得信赖和托付的，尤其是对秦朝专任刑罚的苛政仍心有余悸的民众来说，更是如此。事实上，如果治国者真能践行儒家主张的话，确然是民之福。

从孔子“仁者，爱人”的观点出发，儒学强调作为人，要爱自己的父母、兄弟，要“泛爱众”，爱天下所有的人，而为人之根本，则除了要加强自我修养，使自己日臻完善外，还要推己及人，努力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一般人有如此要求，对帝王的要求也如此，甚至要求更严格。比如儒家主张治国者应首先让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孔子就曾要求为官者应致力于让臣民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使传统习俗得以保持，有足够的粮食可供食用，只有先“富之”，后“教之”，才能使民众的生活过得有意义，“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富民”的基础上，统治者还要尽力做到公平、正直，要避免一切卑鄙和不审慎的行为。正因为儒家学说中有这些利于民且无害于君的因素，才使其获得了民间的广泛认同，而汉武帝的选择，则多少有顺应民意的考量。

从制度的角度而言，儒家的学说建基于人情与人性，即便是被后世上升为“天理”的忠孝，也并非指迂儒们违逆人情人性的愚忠愚孝。当将取诸经学中的“微言大义”，用以解释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疑难案件时，其说服力还真能达到让两造“胜败皆服”的神奇功效。汉初虽有吸取秦亡教训之说，但在政治法律上则继承秦代做法甚多，即所谓的“汉承秦制”，而史上著名的“萧何造律”，就是在秦律基础上的修订与完善。然而，当这种刚性的法律运用到“独尊儒术”的大环境中时，则难免出现与“时代精神”扞格的尴尬局面。作为“春秋决狱”首倡之人的董仲舒，将儒家经义中的“微言大义”巧妙运用于司法实践中，既解决了现实问题，又通过案例确立了适用规则，收到了良好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有关“春秋决狱”的学理解释，自有对其定义的严谨解释，而对其通俗的理解，则只需通过一个“案例”的处理，即可管窥其中精义。在杜佑的《通典》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绝矣！虽杖甲，不应坐"。”在这一事例中，甲虽是乙的亲生父亲，却并没有养育他，乙的成长完全得之于其养父丙。若按照通常律文的规定，乙杖生父甲当属不孝，但董仲舒的判决却是“不坐”，因为儒家所谓的“亲亲之义”，并不仅仅在于维护一种简单的血缘关系，而是对父慈子孝伦理关系的倡导，当作为父亲的甲只能“生”却不能“养”时，父子恩义即已断绝，若再要求治乙以殴父罪，则于情于理皆为不合。

依笔者意见，汉武帝之所用独尊儒术，还在于儒学之功用，是其能妥善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虽没有法律制度之刚性，却能在其蕴含的义理中将矛盾化解于无形，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一套依托于人情人性的行为规则，这大概也是“之所以儒学”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