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江南地区的文明与中原地区存在差距，但我们不能据此不重视甚至是忽视江南地区的文明。江南的文明教化和文学传统有着一个悠久的发展历史。葛洪在《抱朴子审举》篇中说江表“染教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千余载只是个约数，但大致说明了江南文明教化开始之早。司马迁曾对江南地区的文明教化有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蛮荆，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蛮荆，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三让天下和开发江南的功德，历来为人敬仰。《论语泰伯》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太伯奔吴，给江东地区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明，他也被认为是吴文化的鼻祖。

此外，司马迁还认为江南文化的发展与“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喜游子弟”有关。据史载，处于春秋晚期的吴国接纳了一些北方和楚国的贵族子弟，如伍子胥、孙子，这不仅使吴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实力显著增强，潜移默化中也会加强他们与楚国及中原诸国之间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春申君黄歇“游学博闻”，相楚之后，与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多，辅国持权”，竟招致宾客三千余人，在当时可谓彬彬之盛。固然这些宾客并不是以学术为务，这庞大的组织也不似后来的文学集团，但他们思想上的争鸣、政治上的建言献策必然会对江南的社会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两汉时期，江南地区的文化与学术获得了较之以前更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本土的文士和学者，从这些文人和学者的著述中可以看出江南地区的学术文化风尚。两汉时期江南的文士与学者状况，主要记载在《史记》、《汉书》、《后汉书》这些史书中。通过对这些史书的查检，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江南学术文化风尚的面貌。

儒学在汉代处于独尊地位，《儒林传》作为儒家学者的专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的学术文化背景。西汉时期的江南学术文化，《史记儒林传》和《汉书儒林传》中未有明确的记载。这说明当时江南一代未出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文人学士，可以想见此时江南的学术文化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但在《史记》和《汉书》的其他传记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江南文人学士的身影。

西汉时较著名的江南学者有严助、朱买臣等，《汉书》中有记载。现录如下：如《汉书严助传》：助侍燕从容，上问助乡里时，助对曰：“家贫，为友壻富人所辱。”上问所欲，对愿为会稽太守。于是拜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制诏为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怀故土，出为军吏。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见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助恐，上书谢称：“《春秋》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陛下不忍加诛，愿奉三年计最”，诏许，因留侍中。有奇异，辄使为文，乃作赋颂数十篇。据本传载，严助深得皇帝的器重，并且有辩论对答之才，“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他不仅善治《春秋》，且著有子书《庄助》四篇，有经学之才，而且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汉书艺文志》载其有三十五篇赋。

屈原作《离骚》诸赋，宋玉、唐勒等人学习《离骚》，吴王刘濞招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等聚于吴地而显名，淮南王刘安也在此招致宾客著书，严助、朱买臣等在汉朝显贵一时。这一时期的江南文学以诗赋著称，当是受先秦楚文化的影响。越灭吴、楚灭越后，楚文化的辐射范围越来越大。赋是汉代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它的产生、体制与《楚辞》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可看作是江南文学对汉代文学产生影响的重要表现。西汉较优秀的文人大抵如上所述，严助、朱买臣的文学才力足以与中原士人相媲美，是当时宫廷人才的重要成员，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会稽多人才，属于江南人才中的佼佼者。但当时的闽越一代，中央政府尚未进行有效的统治，也不可能推行文教，因此史书中无有称道者。

总体看来，西汉一代，江南地区的文化学术已经有了一定发展；但成就并不突出。西汉末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促使大量中原百姓南迁，这不仅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也为当地的学术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西汉相较，东汉的学术文化有了更长足的进展，学术成就也更为突出。《后汉书儒林列传》和《后汉书文苑列传》对江南的文士和学者有了较为详尽的记载，可谓是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