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忽必烈登基附会汉法，汉地的各项祭祀逐渐付诸实施。到世祖朝末期，基本建立起一套汉地传统的祭祀制度体系，然而郊祀作为汉地传统祭祀之首却是缺失的。到成宗朝，逐渐开始讨论郊祀制度，到成宗末期郊祀制度终于建立。然而经历了漫长的讨论之后建立起来的郊祀制度却很简陋，只能算是一个雏形。这一系列现象的根源，应该是蒙古人与汉人对“天”的观念有所不同。如果从西方人的角度看，蒙古人与汉人对天的观念是相似相通的，二者信仰的天都是无形象的最高神。

然而二者也有迥异之处。第一，天的名称不同。蒙古人所信仰的天为蒙可腾格里，义译长生天。而汉人郊祀的天，名为昊天上帝。二者的名称无法直接对译。名称的不同，为汉族士大夫说服蒙古皇帝接受郊祀造成了障碍。第二，祭礼中使用神位与否不同。蒙古祭天，对越在上，望而祭之。汉族祭天，设昊天上帝神位。这个不同点一直影响到成宗大德九年（1305）初次建立郊祀制度，当时先是按照汉族礼制制造了昊天上帝神主，然而经过讨论，最终不用神主。第三，祭天朝向不同。蒙古祭天，或向南，或向日。

而汉族郊祀设神主于北，向北而祭。正是这些观念上的不同，导致蒙古人难以将昊天上帝等同于蒙可腾格里，因而接受郊祀缓慢。成宗最初建立郊祀制度时就经历了长达半年多的讨论，表明蒙古贵族与汉族士大夫、汉族士大夫内部不同的学派在许多方面的见解难以达成一致。在元朝诸帝中，对郊祀最为热衷的是武宗与文宗。文宗朝已是元后期，汉地礼乐文化在朝中已有了很多积淀，加上文宗生长汉地，儒学修养高，因此对郊祀的热衷是可以理解的。而武宗即位前，郊祀制度仅仅略具雏形而已。武宗对郊祀制度的发展完善是激进的、跨越式的。

个中原因，一方面是与武宗宽纵、粗犷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应该与武宗的股肱之臣三宝奴有直接的关系。三宝奴是深得武宗倚重的尚书省宰辅。然三宝奴后来为仁宗所杀，因而当时史料多讳言其事迹，其汉文化水平亦不为后之研究者所知。近期，李鸣飞博士揭出，三宝奴曾为王羲之《七月帖》作题跋曰：“逸少此帖仅二十九字，笔法圆健而有无穷宛转之妙，昔人评其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岂虚语也耶！三宝奴观。”字体为草书。李鸣飞的这一发现，足证三宝奴汉文化水平颇高。三宝奴的汉文化修养，体现在他对汉地传统祭祀的推进上。

武宗为孔子、历代帝王加封立碑，是出于三宝奴的奏请。江西布衣曾巽申进《郊祀卤簿图》，也是经由三宝奴上达武宗。武宗大刀阔斧地推行郊祀制度，与汉文化水平颇高的三宝奴的推动是分不开的。仁宗对于武宗朝施政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武宗对郊祀的热衷也成为仁宗反拨的对象。因此汉文化水平较高的仁宗对郊祀的态度却很消极。到英宗时，情况才得以缓和。经过英宗、泰定帝二朝的讨论和建设，到文宗时郊祀制度终于较为完备。在此背景下，文宗的亲祀顺理成章。

在汉族士大夫眼中，有国者必先郊祀，郊祀是“帝中国，当行中国事”的标志，而元朝接受郊祀过程缓慢且有波折，亲祀南郊在文宗朝的出现，意味着“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得到圆满完成。以文治著称的文宗，终于实现了以夏变夷。这种观点只能是汉人士大夫的一厢情愿。诚如萧启庆先生所言，元中期以降诸帝虽然较忽必烈实行更多汉法，但未能根本上转化元朝政权的性质。源自草原的制度与观念，与汉地的各种制度相互抵牾，冲突不断，以致元朝未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原政权。文宗对汉族礼乐制度的爱好，并没有触动深植于元朝制度中的蒙古观念或因素。

元文宗以后，顺帝亲祀南郊二次。这样，有元一代，共三次亲郊。百年间三次亲郊，频度不高，然而不能仅藉此就判定元朝廷对郊祀重视程度的高低。日本学者金子修一研究指出，自汉晋以来，亲郊就带有特殊性，只有在特别的场合才举行。如唐、宋那样文治鼎盛的朝代，亲郊也并不多见。另外，郊祀在冬至日举行，几乎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据气候史学者研究，14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冷的时期之一。在元大都寒冷的冬至日，露天行事的郊祀是一项艰苦的差事。史载，至大三年（1310）武宗遣大臣代祀，风忽大起，人多冻死。因此，元后期出现三次亲郊已属不易，表明文宗、顺帝对汉法有相当程度的迁就与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