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自大”是十分熟悉的成语，此语出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夜郎国的国君问汉朝使臣道:“汉孰与我大?"(你们汉朝大呢，还是我们夜郎国大?)后来把那不知天高地厚、鼠目寸光、妄自尊大的人比喻为“夜郎自大”。

夜郎，作为西汉时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国，到底在什么地方?《辞源》解释是“夜郎，国名，今贵州西境，古为南夷夜郎国地,汉灭之置县,在今贵州桐梓县东二十里。”而据专家考证，古代所指的夜郎国，则是司马迁所指的西南夷部分地区,地域包括今四川简阳、彭山以南至云南昭通地区、曲靖地区北部及贵州西部的威宁、水城、赫章一带，首邑在今贵州地区。

秦、汉之际,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僚、濮(近代布衣、仡佬、壮族先民)及叟、昆明(近代彝族先民),大部分部落“耕田有邑聚”，但却是“畬山为田”，即刀耕火种，轮歇休耕,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这时的夜郎国，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夜郎的商人，从四川贩运货物通过北盘江私运到广州,说明了夜郎地区已经有了多余的产品可以和外面进行交换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夜郎各部落的贵族获得了相当多的财富,增强了他们的统治力。此时夜郎部落酋长的职位，已经成了世袭。且与周围同族的众多部落结成联盟,最大的联盟之长就是夜郎国的酋长。应该看到,在夜郎的部联盟中，仍有许多小部落的生产还比较落后,它们“寡畜产，又无蚕桑”，农业生产还没有发展起来。从总体上看，秦、汉之际,夜郎本落已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但一些小部落，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阶段之中。

公元 206年,刘邦建立了汉王朝，历史上称为西汉。经过六七十年的体养生息,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因力逐渐强盛，开始了他整个开疆拓土的计划。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城，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建元六年(公元135年),唐蒙前往番禺(今广州)以招降南越,吃到了蜀地所产的构酱(一说现在的槟榔)，了解到从夜郎地区的牂牁江(今贵州的北盘江)有水路可通番禺，从夜郎至南越之间平时便通过这条水道进行商业交往,唐蒙回到长安后,向汉武帝建议招降夜郎，利用夜郎的军队顺北盘江南下以制服南越。这一建议，正符合了汉武帝扩展疆土的心意，于是他命唐蒙为中郎将,带着军队和货物，从今四川的合江县进入夜郎。夜郎的酋长们“贪汉缯帛”，表示愿意臣服,答应了汉朝在夜郎地区设置官吏。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正式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其首邑设于今四川宜宾，属四川的益州管辖，称犍为郡。《汉书·地理志》载:“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莽曰西顺，属益州。户十万九千四百一十九,口四十八万九千四百八十六。县十二,僰道(今宜宾),江阳(今泸州)，武阳(今彭山)，南安(今乐山),资中(今资阳),符(合江)，牛鞭(今简阳),南广(今盐津、筠连、威信),汉阳(今威宁、水城)，郁邬(今宣威)，朱提(今昭通),堂琅(今会泽、东川、巧家)”。故应劭说:“犍为郡,古夜郎国”。

犍为郡设置后，汉武帝派唐蒙为都尉,并命夜郎国酋长的儿子为令。把朱提境内叟族部落酋长封为“汉叟邑长”，与汉朝派去的官吏“南夷长史”井列，“守令治其人，首长世其官不相凌夺”。从而将封建中央集权制与地方性的区域自治结合起来,使邑长等按本民族的特点行使自己的统治。这一制度，一直沿袭了一千多年。

彝族的《指路经)说:祖母住靡莫，父住堂琅，孙住夜郎国,，撑天地建国家，多同管诸多小国”。会泽在战国时期，就居住着劳浸、靡莫等部落，他们“同姓相扶”，“魁结耕田有邑聚”。到秦、汉时期,这些部落与夜部国的酋长结成联盟，故汉武帝招降夜郎后，夜郎国的酋长答应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会泽就成为了十二县其中的一县，称堂琅县。在秦、汉时期，会泽属于夜郎国的辖地,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当时联盟的酋长不知天高地厚，夜郎自大，但对于整个西南地区来说，也是因会泽所属的夜郎国生产力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汉武帝才在这一地区设置郡县。

会泽作为夜郎故地,最好的证据是2002年城郊的水城村汉墓的发掘。令专家惊叹的是，这个特大的古墓群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500米,墓地分布之广，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在云南十分罕见，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到目前为止，已出土了大批随葬器物，如精美的彩陶、鎏金的饰品及马饰、车饰、铜剑、铜扣等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套随葬的陶制“堂琅庄园”,聚集了整套厨房用具及猪、牛、羊、马等牲畜。其结论是:这些遗物应该就是夜郎文化的典型代表,而水城则有可能就是夜郎王国的文化中心区域。

随着水城汉墓的进一步发掘,将揭开夜郎王国的神秘面纱，当您走进夜郎之乡会泽时,就可领略夜郎王国的风采,感受到两千多年前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国情调，或作为夜郎国的臣民，体验下“夜郎自大”这个典故的文化蕴藉和风骚。

作者：卞伯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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