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和平定蛮越是孙吴的既定政策和战略目标，据《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周瑜传》载：“刘繇奔走，而策之众已数万矣。因谓瑜曰：‘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杨’。”又《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载：“张昭、周瑜等谓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

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由此可见，平山越是孙吴的既定政策和目标。

孙吴频繁地讨伐蛮越，有如下三点原因：一是为了与外部势力进行争衡。通过如下两件事情可以反映此点，其一是孙权为了能够安心平定蛮夷“卑辞上书”据《三国志》载：“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魏欲遣待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权辞让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理、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

其二是在蜀国讨伐吴国的过程中，刘备通过利诱东吴内的蛮越以对抗孙吴。《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载：“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唆，夹江东西岸。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恨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

三是为了扩大兵源和屯垦的数量。《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载：“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综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宾历世，缓则首鼠，急则狼顾。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兵不染锷，甲不沾汗。元恶既泉，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扫凶慝，又充军用”。

又《三国志》又载陆逊讨伐山越之后，“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宪湖”；三是为了打压部分大族与山越的勾结。这主要是由于部分大族与蛮越相勾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三国志》卷六十《吴书贺齐传》载：“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众。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

刘宋时期讨伐蛮越的情况较多。关于刘宋讨蛮的原因，周伟洲先生认为：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肆意搜刮，掠夺蛮族，并经常以“讨伐不宾”的名义，武力镇压蛮族反抗。南朝与北朝一样，境内存在着较为尖锐的民族矛盾。这一矛盾主要是南朝统治阶级歧视和压迫蛮族引起的，史籍关于此记载颇多。如刘宋时曾任荆州刺史的沈攸之，“恒用奸数”。

刘宋时的讨伐蛮越与东吴时的讨伐蛮越有两个共同原因：一是为了扩大兵源和屯垦的数量。据《宋书》载：“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刘道产卒，群蛮大动，征西司马硃修之讨蛮失利，以庆之为建威将军，率众助修之……大破缘沔诸蛮，禽生口七千人。进征湖阳，又获万余口……时蛮寇大甚，水陆梗碍，……分军遣庆之掩讨，大破之，降者二万口……平定诸山，获七万余口。郧山蛮最强盛，鲁宗之屡讨不能克，庆之剪定之，禽三万余口。”

二是消除内患。据《宋书》载：“丹、淅二川蛮屡为寇，邵诱其帅，因大会诛之，悉掩其徒党。既失信群蛮，所在并起，水陆断绝。子敷至襄阳定省，当还都，群蛮伺欲取之”。可见蛮越是刘宋政权的一个重要内患。为稳定内乱，刘宋政权必须尽力平定。

史籍中关于晋朝政府讨伐蛮越的记载不存在。《晋书》中关于两晋之际的讨伐蛮越情况没有记载，仅有“义阳蛮张昌举兵反，以山都人丘沈为主，改姓刘氏，伪号汉，建元神凤，攻破郡县”综观两晋之际前后的东吴与刘宋，两国都较为频繁地讨伐蛮越，且有上文提到的两个共同原因。实际上，此时蛮越也是东晋政权的重要隐患。《晋书苻坚载记》载：“坚曰：‘往年车骑灭燕，亦犯岁而捷之。天道幽远，非汝所知也……吾方命蛮夷以攻其内，精甲劲兵以攻其外，内外如此，安有不克！’”又《晋书王鉴传》载王鉴上书云“天祸晋室，四海颠覆，丧乱之极，开辟未有。……所藉之资，江南之地，盖九州之隅角……而百越鸦视于五岭，蛮蜀狼顾于湘汉”。

为何在两晋之际却没有频繁伐蛮？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北方大量人口南迁，南方地区对流民的全面吸收要经历一个阶段，无需通过讨伐蛮越获得兵源和屯垦民户。而东晋政府此时必须将有限的土地优先安排给与自己联系更加紧密的流民集团，例如郗鉴获得对晋陵京口地区的开发权，而即使是郗鉴也只能获得晋陵京口这样一个莽莽榛榛的秽恶之地。

除此之外，由于劳动力充足，应该会减少政府与大族争夺人口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