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改革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中最令人惊艳的传奇之一。

但是，“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汉武帝改革的历史，也毫不例外地被涂抹成面目全非的小姑娘。我希望还原她素面朝天的真相。

一、汉武帝最大的罪名是：穷兵赎武，以至“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所以说汉武大帝是最冤枉的皇帝。

“户口减半”是什么概念？按中国现在十四亿人口来算，“户口减半”就意味着饿死七亿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居然被中国文人政客视为反面教材津津乐道二千多年！可谓中国历史第一荒诞剧。

为什么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因为汉武帝时代不可能发生“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惨况。为什么说汉武帝时代不可能发生“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惨况？因为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首先、是因为汉武帝起用了无双国士桑弘羊，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同时组织六十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搞大一统，秦始皇失败而汉武帝成功，根本原因是：秦始皇没有解决财政问题，没有国有经济而靠赋税获得财政收入，帝国扩张的经济负担全部压在广大百姓头上，导致官逼民反。而汉武帝通过扩大国有经济解决了财政问题，帝国扩张的经济负担对广大百姓没有影响。——【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筦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巿，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招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穀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於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史记八书平准书》

其次、是汉武帝大兴水利，使农业生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与保障。

西汉时期较大的水利工程，有漕渠、六辅渠、龙首渠、白渠、成国渠、六门陂等。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六门陂（亦称“六门堨”）由汉元帝时的南阳太守召信臣兴建于南阳之外，其余较大的水利工程都修凿于汉武帝时期，而且都在关中地区。

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难道这是对“民不聊生”的控诉吗？

第三、是汉武帝用兵胜多败少利大于弊，对国民经济不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1.汉武帝发动战争胜多败少，卫青、霍去病领军都是大获全胜，仅仅后期李广利兵败损失七万人，比起长平之战赵国被坑杀四十万来，损失不算很大。小小赵国被坑杀四十万后还要强军抗秦，都没有“户口减半”，.汉武帝治下的大汉帝国怎么可能因小败仗就“户口减半”？

2.建立了朔方郡、五原郡等边郡，组织60万吏卒屯田，大大减轻了军费开支。

3驱除匈奴后，免除纳贡与防御侵略的费用，以及促进对外贸易及边疆发展所获利益，至少可以抵消一半战争军费。

4.汉武帝除了动用军队发动战争，还多次大规模动用军队兴修水利，军队兴修水利的效益至少可以抵消另一半战争军费。

总而言之，.汉武帝与吞并六国的秦国国君相比，远远说不上“穷兵赎武”，更不可能导致“户口减半”。

二、汉武帝从未实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最流行的谎言

最流行的一个传说，就是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西汉获得新生。其实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传说。

事实上，儒家差点让西汉王朝无法诞生，儒家还让西汉王朝不得安生，儒家最终让西汉王朝离奇丧生。

儒生郦食其曾经给刘邦出了个馊主意，就是建议刘邦象商汤周武那样分封诸侯，刘邦差点听从了；幸亏张良及时出现，“借箸代筹”说服刘邦收回成命，避免了分裂割据现象的出现，才成就了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大业。刘邦因此曾破口大骂：“这个混账儒生，差点坏了你老子的大事！”

商、周两代实行封建制，是势不得已。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取代了夏朝，所以商汤就不可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支持才推翻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可能废除他们。

周朝建立的国家相当于宗周邦联共和国。

周朝兵连祸结几百年的历史，已经充分暴露了封建制的弊端——诸侯各霸一方，分享统治权力，而且日渐形成枝强干弱尾大不掉之势，甚至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成为中央政权的主要威胁。可以说，中央与地方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封建制与生俱来的。

秦朝统一天下后，为了避免封建制的弊端，实行郡县制，不设置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任郡县长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革命，具有历史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不幸的是，秦朝虽然解决好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却没有解决好政府与人民的矛盾，以至过早地崩溃了！这不仅是嬴氏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中华民族的历史因此而经历了几百年长长的弯路螺旋上升。

更不幸的是，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没能正确认识秦朝的错误——错在政策而不是错在制度，误以为秦朝是因为废除封建制才孤立而亡；汉高祖刘邦认为封建有屏藩之利，郡县有统制之功，实行一国两制是两全其美的上策，于是因袭秦朝郡县制的同时恢复了周朝的封建制，郡县和诸侯国各占一半疆域。结果呢？“十年之间，反者九起”。当时没有反叛的郡县而只有反叛的诸侯国，已经证明了秦朝郡县制的优越性，无奈已经覆水难收。汉高祖刘邦没有认识到诸侯王是否叛乱，并不取决于亲疏，而是取决于强弱；他又想岀一个馊主意：用同姓王代替异姓王，幻想以血缘关系去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刘邦生前的历史与刘邦身后的历史，都反复证明这个办法是愚蠢的——不仅没有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且使这种矛盾成为家族内部的主要矛盾，使这种矛盾以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形式表现岀来，对家族对民族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以至到了汉文帝的时候，贾谊在《治安策》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私下考虑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泪的有两项，应该为之长叹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大道的事，很难在奏疏中一一列举。”贾谊所谓应该为之痛哭的那一项，正是指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天下的形势像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小腿粗得差不多像腰围，脚趾粗得差不多像大腿。平时都不能伸屈自如，一两个指头抽搐，浑身就觉得无所依赖。丧失了今天的时机而不医治，一定要成为难治的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的神医，也都无能为力。这个病还不只是浮肿，还苦于脚掌扭折不能走动。”

贾谊在《治安策》中不仅指出了弊病，也开出了药方。针对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他的药方是“众建诸侯以少其力”，后来无论是晁错的《削藩策》，还是主父堰的《推恩令》，都是以贾谊的指导思想为基础而提出的具体措施。

由此可见，贾谊的《治安策》，其实从汉文帝开始，就已经成为汉皇室的政治纲领，只不过汉文帝还不具备条件大刀阔斧地实施，汉景帝被迫强行部分实施，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实施了贾谊的《治安策》，使西汉从邦联共和国发展为联邦共和国，接近于回归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

恢复周朝的封建制，曾经令刘邦到刘彻好几代皇帝寝食难安！刘彻怎么可能独尊令其寝食难安的儒术呢？

所谓的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是东汉历史学家班固以张冠李戴的方式杜撰出来的，然后经过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进一步的渲染，就变成了“历史”。

董仲舒生前，并没有获得刘彻的重用，甚至因失职被罢免；没有让刘彻象遇到主父偃那样相见恨晚而一年四迁；董仲舒死后，也没有获得刘彻的感恩，没有让刘彻象感激贾谊那样思恩图报而惠及儿孙。最重要的是，董仲舒是主和派反对征阀匈奴，根本不可能获得刘彻的赏识。

事实上，整个汉武帝时代受重用有作为的大臣(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除了儿宽没有一个是儒生，多半学刑名杂家；公孙弘虽然四十岁开始学儒，但之前是狱吏，学的也是刑名。汉武帝的政策正如司马迁在《龟策列传》中所言：“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

假如刘彻真的将独尊儒术作为政治纲领，他的曾孙汉宣帝刘询，就不会厉声责骂柔仁好儒的太子刘奭：“我汉家有自己的一套制度，历来就是王霸兼用礼法并重，怎么可以只讲德教，照搬周朝的制度呢！而且俗儒通常不识时务，喜欢借肯定过去来否定现在，使人死执教条而脱离实际，不懂得实事求是，哪值得委以重任？”还因此长叹一声预言：“将来乱我汉室的人，一定是太子啊！”从此疏远太子而偏爱淮阳王，并且说：“淮阳王明察好法，更适宜做我的儿子。”

儒学功底在西汉历代皇帝中首屈一指的刘奭即位为汉元帝后，汉朝才真正独尊儒术。结果怎么样呢？用本朝太祖的话来说是：“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在元、成、哀、平这四代，儒家的势力是一代强于一代，汉朝的政治却一代不如一代，并且当政者为人处事都荒诞不经。

最后，正是儒家集团吹捧起来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符合儒家理论中圣人标准的王莽，终结了西汉王朝。

——这才是独尊儒术的神奇效果！这才是独尊儒术的真相！

贾谊的《治安策》对封建制的否定并不彻底，他只是要削弱封建制而非废除封建制；因此，以《治安策》为指导思想的汉武帝的改革自然也不彻底，没有消除心腹隐患：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成为家族内部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又产生了以外戚牵制宗亲的措施，结果外戚专权成为汉朝政治的常态，以至助手成为杀手——西汉王朝最终断送于外戚王莽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