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是最冤枉的皇帝,独尊儒术是最流行的谎言

汉武帝改革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中最令人惊艳的传奇之一。

但是,“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汉武帝改革的历史,也毫不例外地被涂抹成面目全非的小姑娘。我希望还原她素面朝天的真相。

一、汉武帝最大的罪名是:穷兵赎武,以至“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所以说汉武大帝是最冤枉的皇帝。

“户口减半”是什么概念?按中国现在十四亿人口来算,“户口减半”就意味着饿死七亿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居然被中国文人政客视为反面教材津津乐道二千多年!可谓中国历史第一荒诞剧。

为什么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因为汉武帝时代不可能发生“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惨况。为什么说汉武帝时代不可能发生“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惨况?因为汉武帝的雄才大略——

首先、是因为汉武帝起用了无双国士桑弘羊,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同时组织六十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搞大一统,秦始皇失败而汉武帝成功,根本原因是:秦始皇没有解决财政问题,没有国有经济而靠赋税获得财政收入,帝国扩张的经济负担全部压在广大百姓头上,导致官逼民反。而汉武帝通过扩大国有经济解决了财政问题,帝国扩张的经济负担对广大百姓没有影响。——【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筦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巿,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招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穀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於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史记八书平准书》

其次、是汉武帝大兴水利,使农业生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与保障。

西汉时期较大的水利工程,有漕渠、六辅渠、龙首渠、白渠、成国渠、六门陂等。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六门陂(亦称“六门堨”)由汉元帝时的南阳太守召信臣兴建于南阳之外,其余较大的水利工程都修凿于汉武帝时期,而且都在关中地区。

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难道这是对“民不聊生”的控诉吗?

第三、是汉武帝用兵胜多败少利大于弊,对国民经济不会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1.汉武帝发动战争胜多败少,卫青、霍去病领军都是大获全胜,仅仅后期李广利兵败损失七万人,比起长平之战赵国被坑杀四十万来,损失不算很大。小小赵国被坑杀四十万后还要强军抗秦,都没有“户口减半”,.汉武帝治下的大汉帝国怎么可能因小败仗就“户口减半”?

2.建立了朔方郡、五原郡等边郡,组织60万吏卒屯田,大大减轻了军费开支。

3驱除匈奴后,免除纳贡与防御侵略的费用,以及促进对外贸易及边疆发展所获利益,至少可以抵消一半战争军费。

4.汉武帝除了动用军队发动战争,还多次大规模动用军队兴修水利,军队兴修水利的效益至少可以抵消另一半战争军费。

总而言之,.汉武帝与吞并六国的秦国国君相比,远远说不上“穷兵赎武”,更不可能导致“户口减半”。

二、汉武帝从未实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最流行的谎言

最流行的一个传说,就是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西汉获得新生。其实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传说。

事实上,儒家差点让西汉王朝无法诞生,儒家还让西汉王朝不得安生,儒家最终让西汉王朝离奇丧生。

儒生郦食其曾经给刘邦出了个馊主意,就是建议刘邦象商汤周武那样分封诸侯,刘邦差点听从了;幸亏张良及时出现,“借箸代筹”说服刘邦收回成命,避免了分裂割据现象的出现,才成就了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大业。刘邦因此曾破口大骂:“这个混账儒生,差点坏了你老子的大事!”

商、周两代实行封建制,是势不得已。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取代了夏朝,所以商汤就不可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支持才推翻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可能废除他们。

周朝建立的国家相当于宗周邦联共和国。

周朝兵连祸结几百年的历史,已经充分暴露了封建制的弊端——诸侯各霸一方,分享统治权力,而且日渐形成枝强干弱尾大不掉之势,甚至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成为中央政权的主要威胁。可以说,中央与地方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封建制与生俱来的。

秦朝统一天下后,为了避免封建制的弊端,实行郡县制,不设置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任郡县长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政治革命,具有历史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不幸的是,秦朝虽然解决好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却没有解决好政府与人民的矛盾,以至过早地崩溃了!这不仅是嬴氏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中华民族的历史因此而经历了几百年长长的弯路螺旋上升。

更不幸的是,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没能正确认识秦朝的错误——错在政策而不是错在制度,误以为秦朝是因为废除封建制才孤立而亡;汉高祖刘邦认为封建有屏藩之利,郡县有统制之功,实行一国两制是两全其美的上策,于是因袭秦朝郡县制的同时恢复了周朝的封建制,郡县和诸侯国各占一半疆域。结果呢?“十年之间,反者九起”。当时没有反叛的郡县而只有反叛的诸侯国,已经证明了秦朝郡县制的优越性,无奈已经覆水难收。汉高祖刘邦没有认识到诸侯王是否叛乱,并不取决于亲疏,而是取决于强弱;他又想岀一个馊主意:用同姓王代替异姓王,幻想以血缘关系去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刘邦生前的历史与刘邦身后的历史,都反复证明这个办法是愚蠢的——不仅没有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且使这种矛盾成为家族内部的主要矛盾,使这种矛盾以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形式表现岀来,对家族对民族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以至到了汉文帝的时候,贾谊在《治安策》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私下考虑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泪的有两项,应该为之长叹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大道的事,很难在奏疏中一一列举。”贾谊所谓应该为之痛哭的那一项,正是指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天下的形势像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小腿粗得差不多像腰围,脚趾粗得差不多像大腿。平时都不能伸屈自如,一两个指头抽搐,浑身就觉得无所依赖。丧失了今天的时机而不医治,一定要成为难治的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的神医,也都无能为力。这个病还不只是浮肿,还苦于脚掌扭折不能走动。”

贾谊在《治安策》中不仅指出了弊病,也开出了药方。针对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他的药方是“众建诸侯以少其力”,后来无论是晁错的《削藩策》,还是主父堰的《推恩令》,都是以贾谊的指导思想为基础而提出的具体措施。

由此可见,贾谊的《治安策》,其实从汉文帝开始,就已经成为汉皇室的政治纲领,只不过汉文帝还不具备条件大刀阔斧地实施,汉景帝被迫强行部分实施,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实施了贾谊的《治安策》,使西汉从邦联共和国发展为联邦共和国,接近于回归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

恢复周朝的封建制,曾经令刘邦到刘彻好几代皇帝寝食难安!刘彻怎么可能独尊令其寝食难安的儒术呢?

所谓的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是东汉历史学家班固以张冠李戴的方式杜撰出来的,然后经过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进一步的渲染,就变成了“历史”。

董仲舒生前,并没有获得刘彻的重用,甚至因失职被罢免;没有让刘彻象遇到主父偃那样相见恨晚而一年四迁;董仲舒死后,也没有获得刘彻的感恩,没有让刘彻象感激贾谊那样思恩图报而惠及儿孙。最重要的是,董仲舒是主和派反对征阀匈奴,根本不可能获得刘彻的赏识。

事实上,整个汉武帝时代受重用有作为的大臣(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除了儿宽没有一个是儒生,多半学刑名杂家;公孙弘虽然四十岁开始学儒,但之前是狱吏,学的也是刑名。汉武帝的政策正如司马迁在《龟策列传》中所言:“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

假如刘彻真的将独尊儒术作为政治纲领,他的曾孙汉宣帝刘询,就不会厉声责骂柔仁好儒的太子刘奭:“我汉家有自己的一套制度,历来就是王霸兼用礼法并重,怎么可以只讲德教,照搬周朝的制度呢!而且俗儒通常不识时务,喜欢借肯定过去来否定现在,使人死执教条而脱离实际,不懂得实事求是,哪值得委以重任?”还因此长叹一声预言:“将来乱我汉室的人,一定是太子啊!”从此疏远太子而偏爱淮阳王,并且说:“淮阳王明察好法,更适宜做我的儿子。”

儒学功底在西汉历代皇帝中首屈一指的刘奭即位为汉元帝后,汉朝才真正独尊儒术。结果怎么样呢?用本朝太祖的话来说是:“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在元、成、哀、平这四代,儒家的势力是一代强于一代,汉朝的政治却一代不如一代,并且当政者为人处事都荒诞不经。

最后,正是儒家集团吹捧起来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符合儒家理论中圣人标准的王莽,终结了西汉王朝。

——这才是独尊儒术的神奇效果!这才是独尊儒术的真相!

贾谊的《治安策》对封建制的否定并不彻底,他只是要削弱封建制而非废除封建制;因此,以《治安策》为指导思想的汉武帝的改革自然也不彻底,没有消除心腹隐患: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成为家族内部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又产生了以外戚牵制宗亲的措施,结果外戚专权成为汉朝政治的常态,以至助手成为杀手——西汉王朝最终断送于外戚王莽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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