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可以说是骑兵的巅峰时代了，几千唐军就灭了突厥老窝阴山，而且动不动就是大规模骑兵作战的阵仗。唐朝骑兵为什麼强到恐布？

以历史记载而论，唐代的骑兵并不是以大骑兵集团的方式进行作战的——那是游牧部族的战法，而不是唐军的战法。所谓唐朝的骑兵强到恐布，本身也是一些无知者的渲染，比如唐太宗的玄甲军。

突厥的贵族骑兵，也就是人马都披甲的精锐骑兵，装备是比较近似的。这种近似，也可以涵盖唐朝的长期主要对手吐蕃，武器上不存在代差事实上，唐朝军队在“官健”的募兵制试行之前，采取的“行军”，也就是野战军体制下，以至于日后的节度使统帅的募兵制之下，都是以步兵为主的。

这就要给各位提供几条研究唐代兵制的主要基础史料。《通典》卷一四八引《李卫公兵法》残篇：“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而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中军四千人，内拣取战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为一队，计五十六队。战兵内：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马军千人，跳荡五百人，奇兵五百人。左、右虞侯各一军，每军各二千八百人，内各取战兵一千九百人，共计七十六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左、右厢各二军，军各有二千六百人，各取战兵一千八百五人，共计一百四十八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二百五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马步通计，总当万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队当战，余六千人守辎重。”

以2万人为行军总额，有1.4万人为战兵，6000人守辎重。1.4万战兵中马军有多少？1000（中军）+500×2（左右虞侯）+500×4（左右厢各二）=4000人。占战兵的比例就是28.57％。

《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又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凡节度使十，经略守捉使三。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疋。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疋段，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一十万。开元以前，每年边用不过二百万，天宝中至于是数。”镇兵49万，战马8万余匹，这说的是开元天宝时期的节度使募兵，马占兵额的比例是16.32％。

当然，不同边镇的比例略有不同，比如：“瀚海军，在北庭府城内，管兵万二千人，马四千二百疋。天山军，在西州城内，管兵五千人，马五百疋。伊吾军，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管兵三千人，马三百疋。”瀚海军的比例是35％，其他两军都是10％。“范阳节度使，理幽州，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疋。”在东方的范阳节度使，马军的比例就更少了，7.11％。

综上所述，实际上唐朝前期和中期，军队的战斗力中坚都是步兵，而不是某些人想象的类似蒙古骑兵的骑兵大兵团。唐军的作战方式，也是以骑兵的突击作战为主，而不是跃马弯弓骚扰，辅以精锐突击骑兵突破的游牧作战方式。

《通典》卷一五七：

“其马军各在当战队後，驻军左右下马立。布阵讫，鼓音发，其弩手去贼一百五十步即发箭，引手去贼六十步即发箭。若贼至二十步内，即射手、弩手俱舍引弩，令驻队人收。其弓弩手先络膊将刀棒自随，即与战锋各队齐入奋击。其马军、跳荡、奇兵亦不得辄动。若步兵被贼蹙迫，其跳荡、奇兵、马军，即迎前腾击，步兵即须分回整顿缓前。若跳荡及奇兵、马军、被贼排退，战锋等队即须齐进奋击。其贼却退，奇兵及马军亦不得远趁，审知惊怖散乱，然後可乘马追趁。”

这段类似军队操典式样的记载，实际上说得很清楚，唐军的骑兵是在步兵后下马列阵的，等到两军接战，也是以弓弩手先攻，第一波次是弓弩手和战锋队一同白刃突击，此时马军不得动。骑兵的使用，是进行阵列中的短促突击和追击溃敌。

至于说唐军骑兵的神话，与其说是骑兵大兵团创造的，不如说是由唐军步兵创造的。因为唐朝继承隋朝的制度，军人一伙，也就是10人，有6驮马，比隋朝的8驮马还少些。

也就是说，唐军步兵的载荷，重甲，可以转移到驮牲身上，实际上是两条腿长途行军的大军。当然，唐朝历史上不乏将骑兵集中使用的战例，但那往往也是战术行为，而非战役层面的编制操作。一支完全骑兵化的大部队，实际上也是一整套编制系统，需要配套的后勤和编制，

临时抽调编制尚可为之，长期维持并使用，就有些穿越了。

事实上，今人很多对唐、宋军事，乃至明、清军事的理解，经验基础都是契丹、蒙古之后臻于极致的游牧骑兵组织，而非他们的历史本相。

宋代兵书《武经总要》中记录的“马甲”分解图。宋军中的冲击骑兵，也是这种重装甲怪兽，可对照下上面两图中的马甲“具装”

事实上，对于定居中原的农耕民族而言，精锐的步兵一直是战斗力的中坚，甚至连日后号称以“弓马骑射立国”的大清，真正的看家手艺也是下马步射和阵战肉搏；至于明朝初年的早期火铳、弓箭加长矛突击就更不必说了，步兵的中坚作用不言而喻。

之所以如此，并非是某些通俗说史的“老师们”撇着大嘴宣扬的“缺马”，而是对于拥有人口基数优势和生产能力优势的农耕民族而言，在帝国有效率的官僚组织下，压倒性的兵员数量和性能更高的武器装备，哪怕只占一样，就可以抵挡住游牧骑兵的侵袭。

比如，被不少“粉”视作中国“血性”颠峰的秦军，兵马俑中展示的武器配置，有效射程50米左右的臂张弩的装备率即超过了50％；而这种性能并不优越的武器的大量装备，

最根本的原因并非因为其如何先进，而是更容易被充斥着征召兵的秦军所掌握——那是一个用动员数量压倒一切的时代。而“血性”这种类似精神原子弹的特质，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文学化的渲染。事实上，扔掉头盔、夹着敌人头颅冲锋的秦军中的肉搏兵比例既比不了上面提及的唐军，也比不了明军（朱元璋时代军法定律：每一百户，枪手四十名，铳手十名，刀牌手二十名，弓箭手三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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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唐朝末年的军事职业化趋势，将技术和生产力的优势与专业化的军队，在宋代推向了顶峰，他们高比例配置的强弓硬弩也曾是契丹、党项、吐蕃、女真、蒙古人的噩梦。这种趋势，在明代中期和清代中期之后也曾短暂出现，只是没能成气候。

真正葬送农耕民族在军事上优势的，并不是军事本身，而是帝国的官僚组织。作为人力动员和财富摄取的执行者，一次次王朝衰落期的效率丧失，才是帝国军事力量“失能”的真正罪魁，只不过逻辑链条太长的解释总是不讨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