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际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中下层流民之生存状况的史料很少，正是由于杜弢起义，我们才得以看出更多端倪。在使用这些极少的相关史料之前，有必要对当时分布在荆、湘地区流民之生存状况的代表性进行分析。荆湘地区流民从总数方面，与两晋之际东晋版图内的人口总数相比，占有较高的比例。高敏先生的研究，263年蜀国灭亡之时，蜀国的人口是90万左右。孙吴亡国时总人口230万左右，魏国在灭蜀之时，总人口约为443万。

而两晋之际，荆、湘地区的流民己经达到十万余家。据《晋书刘弘传》载：“于时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羁旅贫乏，多为盗贼”，由于流民经过长期迁移和逃亡，即使以每户平均有4人来计算，该地区的流民总数不下40万。由于西晋的统一短暂，南方地区休养生息的机会有限。且在两晋之际南方地区发生了张昌、陈敏和钱璯等多次变乱，加之自然灾害频发以及胡族势力的多次侵逼，南方地区的总人口有所减少。事实上，即使是西晋时期，吴地一直不断发生规模较小的变乱，前引《晋书华谭传》所载：晋一统天下之后“蜀人服化，无携二之心，而吴人趑雎，屡作妖寇”。因而本文赞同高敏先生的此观点。但就户口数来讲，该地区的流民户与整个东晋地区民户总数的比值约为1：8。人口总数之间的比值约为1:12。

流民的实际数目实际上应该更多，故而流民占南方地区总人的比例也要更高。据谭其骧先生自述：“欲求了解此次民族迁徒之概况，其道亦非无由。其道为何？曰，由于侨州、郡、县之记载是。良以是时于百姓之南渡者，有因其旧贯，侨置州、郡、县之制。此种侨州、郡、县详载于沈约《宋书州郡志》，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及唐人所修之《晋书地理志》中。……惟地理参差，于晋江左及南北朝为尤甚，沈约生方其时，犹有‘巧历不算’（《州郡志》序）之叹，何况千数百年后之今人？故疏漏阙略谅所不免，但求能无大疵耳。”

谭先生关于此次流民迁徙的人数有过精深的研究谭先生关于当时南迁流民的总数估计极为慎重，主要是根据州郡志和地理志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应是以正式户口为主的，故而其得出的流民总数应该是明显偏低的，何德章先生亦认为谭先生所统计的人数比实际要低。荆湘地区的流民，在总数方面与本地区的原住居民相比，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极高。反映荆、湘地区户口数量的主要史料如下：《晋书贺循传》载：“四方异俗，壅隔之害，远国益甚。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

又《宋书州郡志》有如下记载：“荆州……宋初领郡三十一，后分南阳、顺阳、襄阳、新野、竟陵为雍州；湘川十郡为湘州，江夏、武陵属郢州，随郡、义阳属司州，北义阳省，凡余十一郡。文帝世，又立宋安左郡，领拓边、绥慕、乐宁、慕化、仰泽、革音、归德七县，后省改。改阳郡又度属。今领郡十二，县四十八，户六万五千六百四”。“湘州……晋怀帝永嘉元年，分荆州之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建昌，江州之桂阳八郡立，治临湘。成帝咸和三年省……，分长沙东北下隽诸县立，成帝咸康元年省。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属湘州，后度郢。领郡十，县六十二，户四万五千八十九，口三十五万七千五百七十二”。又《宋书州郡志》关于江夏载：“江夏太守，汉高帝立，本属荆州。永初郡国及何志并治安陆，此后治夏口。又有安陆、曲陵，曲后别郡。领县七，户五千七十二，口二万三千八百一十”。“武陵太守……本属荆州。领县十，户五千九十，口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五”。

通过以上有关数据，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出刘宋时期在原来的荆、湘地区（此处指刘宋初期的31郡）的总人口大致为66万口。即使将两晋之际分布在荆、湘地区的流民总数与该地区在刘宋时期的总人口相比较，所得的比值也是极高的。《晋书刘弘传》载：“于时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羁旅贫乏，多为盗贼，”以每户平均5人来计算，已近50万人，而此处《晋书》记载的数据应该不会夸大，杜弢想以自己的诚心打动朝廷，不会轻易虚夸，这些从后来杜弢起义的规模可以充分显现，杜弢领导的流民起义即以此支流民为主，且是在该支流民总数大减（“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半”）之后起义的，声势浩大，没有较为雄厚的流民基础是不可能的。荆、湘地区大致主要涵盖了今天的湖北、江西和湖南地区，根据谭先生的研究，三省的流民总数在8人左右。但在两晋之际，荆、湘地区的流民实际数目应该远不止于8万。不过如果把各类战争和灾害的损耗、大族对流民的吸收以及其他各类隐户等因素计算在内，到刘宋时期，荆、湘地区转化为正式编户的流民人数在8万人左右也是合理的，谭其骧所计算的数量也主要是正式编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