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被视为中原政权耻辱，它究竟是祸民还是利民？

即使是在开国之初，虽然经历了秦末汉族两场大规模战争以及大汉帝国的人口数锐减的情况下，仅从人口数上来看，匈奴仍然是弱方，当时的匈奴专家就说匈奴人口数不过是大汉帝国一个大郡的人口数，不过一国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是看其在一场战争来临时可以动员的士兵数量，而不是全国人口的数量，匈奴虽然在大汉帝国建立初年不足100万人口，但其每次战争动员的人数要远远大于大汉帝国，尤为重要的是，大汉帝国即使可以动员起与匈奴相等的军队，战斗力却不如匈奴骑兵的十之二三。

高祖皇帝在频繁的会议中，希望众大臣能拿出一个良策，但是没有人给他。激进分子认为该与匈奴开战，他们击败了最凶狠的对手项羽，这一证据证明帝国的军队所向披靡，战败只是暂时的。保守分子虽然认同刘敬“仁义之说不可用”的意见，但仍旧提出以仁义为武器对付匈奴，更有人提出以万里长城作为抵御匈奴的屏障，高祖当即否定了这一愚蠢的意见，假如真按此人的意见，那么在所有城楼都部署上足够的驻防军，并供应他们的粮草，即使把全国的人力物力都动员起来，也不足以支撑一年。

最终还是刘敬提出一套策略，这套策略最终被高祖采纳，进而成为大汉帝国60年处理与匈奴关系的政策。刘敬认为：武与文既然不能成为与匈奴打交道的武器，那么只有先稳住匈奴再谈其它，他提出了三条，第一条将皇家尊贵的女人（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妻；第二条每年送给匈奴大量钱财和他们所缺少的物品，第三条派遣大汉帝国的知识分子到匈奴去“谕以礼节”。

按刘敬的说法，长公主一旦成为匈奴单于的老婆，那么与大汉帝国的皇室就建立了子婿关系，而单于所生的儿子就成了帝国皇帝的外孙，站在伦理的角度，任何人都相信没有女婿与岳父为难的，自然更不会出现外孙打外公的事情，而向匈奴赠送大量匈奴缺乏的物品，是希望匈奴从经济上依赖大汉帝国，这种想法在文帝时仍有市场，再次，通过不断派遣帝国的知识分子去劝余匈奴放弃传统的道德观念，接受中原的道德观念，由此最终使匈奴由“未可以仁义说”变为“可以仁义说”。

相比而言，从情感上攻击对手，比从经济和道德上攻击对手更经济，但其效果是否与良好的愿望一致还值得商榷，刘敬也指出这是一个缓慢的需要很长时间方能发生效果的办法，所以他对高祖皇帝说，“然恐陛下不能为”。

许多年后有人对刘敬开了和亲先河的事情口诛笔伐，认为这是中原政权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并且影响极为深远，极为恶劣，刘敬深受战国策士文化所影响，核心政策第一条就明显带了战国策士“旁门左道”的痕迹，但是既然高明如高祖皇帝这样的人，也不能拿出切实有效对付匈奴的办法，那么刘敬的策略也只能被世人看作是高明的了，一个这样“旁门左道”的提议都能被采纳，也说明了大汉帝国的张力之大，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说明这个帝国的可塑性之高，然而虽然刘敬的初衷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事情的发展却不能如其所愿。

第一个被嫁出去的高贵女子是一位诸侯的女儿，等于说刘敬和亲政策的第一条就被高祖皇帝否定了，在刘敬看来，之所以要将皇帝的女儿嫁给单于，是希望得到单于的尊重，由此而成为匈奴国王的王后，但吕后却以自己只有一女为由拒绝了高祖皇帝的请求，在随同人员中有许多被迫出关到大漠中负责教化的帝国知识分子，和那位高贵的女人一样，他们也不愿意离开中原，去和存在语言障碍的匈奴人接触，这年的年末，按照与匈奴约定的条款，大汉帝国将一批经验和匈奴人缺少的棉花、酒等物品送到了匈奴，真正的和亲政策开始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98年，大汉帝国建立的第九个年头，也是历史考验“和亲”政策的第一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