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但凡一提到对日本士兵的印象，脑海中总会出现一连串词汇：穷凶极恶、残忍变态、烧杀淫掠、冥顽不灵等等，就会下意识地产生憎恶、痛恨的心情。的确，最为侵略中国多年，给我国带来极深重创伤的日本，理应受到这样的对待。

侵华日军合影

然而无数的事实又告诉我们，整体的恶并不能掩盖个体的善，再穷凶极恶的群体内也会存在具有良知的个人。就拿侵华日军来讲，他们中间竟也出现过一些反对日本侵华，甚至加入中国抗日队伍的士兵。其中较著名者有福间一夫、杉本一夫、小林武田、冈田义雄、鹿地亘等人，他们在国内遭到“叛徒”、“日奸”等罪名指责的同时，却也因良知和正义感得到中国人民的赞扬。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日军“叛徒”，便因一项善举赢得中国人民的赞赏，不仅称他为“抗日烈士”，还在他死后立碑纪念。此人，便是冒死为游击队运送十万发子弹的日本士兵伊田助男。

“九一八事变”后，原吉林军第一旅第三营营长王德林，由于不肯附逆降日，于1932年2月率部在延吉县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宣布起义，并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并自任总指挥。为帮助王德林抗日，共产党员李延禄、周保中等人接受上级命令，先后加入该队伍并担任高级职务。

“救国军”在吉林抗日，沉重打击日伪军

在李延禄、周保中的帮助下，“救国军”加强抗日宣传，团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从而使得队伍规模不断扩大，仅五个月时间便扩充至3.5万余人。“救国军”成立后，转战牡丹江一带，连续收复延吉、珲春等十余座城市，有力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鼓舞了东三省民众的抗日斗志。

面对“救国军”不断壮大的声势，在利诱王德林无果的情况下，日军纠集重兵“进剿”。在内外救援都缺失的情况下，“救国军”被迫化整为零，潜伏于山林深处打游击。次年初，王德林率伤兵退入苏联境内，“救国军”抗日运动步入低谷。

右一为周保中将军

在这前后，由于意识形态和战斗路线的分歧，“救国军”内部也发生了矛盾，李延禄、周保中等视情况另组部队，建立由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此时的“抗日救国游击军”物资匮乏，尤其缺少弹药补给，给抗日活动带来阻力。就在周保中为如何获取弹药补给发愁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33年初春，周保中率领“抗日救国游击军”在吉林汪清县境内，与日本关东军鳖刚村一旅团数千敌军发生遭遇战。在战事间歇期，游击队员四处收集敌军战死者的弹药，意外地在嘎呀河畔一处隐蔽的松林中，发现一辆满载弹药但发动机已被破坏的日本军车，在其不远处同时还发现一具日本兵的尸体，以及一张用日语书写的纸条。

经过对这张纸条的翻译，游击队了解到，这名士兵原系日本关东军间岛辎重队日共党员伊田助男，因为看到游击队在附近散发的宣传品，出于共同反对侵略的目的，很想找到队伍回合，并冒死给游击队送来满载十万发子弹的军车。然而由于周围都是“法西斯野兽”，自己无法脱身，所以只能毁车、自杀。

登载伊田助男事件的报纸

在纸条的结尾，伊田助男希望游击队能利用这些子弹“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并祝愿“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对此，游击队很感动，于是在战争结束后，将伊田助男的遗体和牺牲的游击队员合葬在一处，并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

然而有人欢喜就有人愁，“伊田助男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高层极为震怒，鳖刚村一因此被解除旅团长职务，所部全体官兵被集中进行“思想整训”，不久便被撤销建制。

伊田助男死后，被当地立碑纪念

不久之后，伊田助男的名字被中共党内高层获知，并经时任总书记王明的宣讲，从而传到了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其义举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赞扬。为纪念伊田助男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贡献，2005年9月3日，中共汪清县关工委又在县烈士陵园为其树立起纪念碑，并追认他为抗日烈士。对于这个结果，伊田助男若地下有知，应该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