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鞅变法之后，秦汉兵制并非一成不变，不过，在讨论这个变迁过程之前，我们先对一条秦汉军事制度研究中堪称“基础中的基础”的史料进行辨析讨论，作为所有讨论的铺垫。

在《2000年的“善政”童话：汉初休养生息的真相》一文中，三解详细探讨了秦汉的“卒更”制度，也就是最普遍的男性军役采取的是非常惨重的“月更”制，在当时，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汉书·食货志》记载的董仲舒所述秦制的难解。

原文如下：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

历来史家对于这条记载争议极多，有在断句上功夫的，有在年月上下功夫的，但是都很难完成合理的解析，其实，一旦断开，即：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

董仲舒当时的文章，其实是说，秦朝普通的已傅之“卒”，要“加月为更卒”，原本可能是“四更”、“六更”、“十二更”，因为边疆戍守和地方传送转输服役的需要，不断增加“月”，因为“卒更”以月为单位，“加月”，就是增加更番连续的时长。

从秦汉简上记录的秦汉地方“徭制”运行来看，秦汉的“卒”在服徭时，有记录“日”的数量，也就是说，“更卒”本身的徭的负担是累积日期数为“月”的。

按照汉武帝时代“南郡卒更簿”的记录，“三更”的卒，即全县更卒分为3波次，也就是每个卒，一年要服役4次，也就是总数“4个月”，而“加月”，就变成了一年要服役5个月，名义上还是“三更”，实际负担却增加了25%。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一种可能性是，“三更”的卒本人，1年仍旧服役4次，但是“加月”后，每更变成2个月，也就是一年需实际服役时间累积达到8个月，实际负担增加100%。

而后面的记载，已复，实际上是指出，“卒”被选为“正卒”之后，会享受“复”的待遇，即免除“徭”，只需要服“军役”，而“役”本义即“军役”。

这个说法，正与存世的东汉末年《鲁阳都乡正卫弹碑》上的文字吻合：国服为息，本存子衍，上供正卫，下给更贱（践）。

“正卫”与“更践”正好对称，实际上，就是“国家义务”和“地方义务”的划分，是按照目的地不同，进行的区别。

正，即正卒之役，卫，即屯卫之役，更，即更戍之徭，践，即更卒之徭。

这是对东汉制度下的法定力役负担的总结，卫宏《汉官旧仪》中记载：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

可见，此时的徭役制度已经实质合一，士卒不分，所有23岁的男子，都要成为“卫士”和“材官”、“骑士”，但是，卫宏所记载的这个体系，已经跨越了太多，甚至连边戍都已经消失，而在《居延汉简》中，我们清楚地可以看到西汉内郡“屯卒”仍旧在赶赴边郡屯戍。

那么，补充信息之后，我们知道，西汉、东汉制度意义上的正卒之役其实就包含了“屯戍”和“屯军”，也就是到“发屯入边军”以及“临时发屯入野战军”（东汉虽然在汉光武帝时下诏废除了郡国兵，但是仍有发郡兵出征的记载，说明，临时野战军仍然发卒），而屯卫之役，则非常清晰，就是入京师入屯为卫士。

这部分涉及的“役”，均为兵役，是军事义务，也是国家义务。

而更践，原意为两分，但随着戍卒服役时间改为一年，更戍之徭在汉初即已消失，实质上“更卒”只是朝廷、地方发徭的一个“账本”，其内容，是劳役义务，也是地方义务。

那么，放到秦朝，“卒”的“更戍”仍旧存在，只是在使用“冗募”进行弥补，“更徭”当然也继续存在，只是有“徒隶”进行分担，哪怕身受“复除”的优免，成为“正卒”，一样要服一年正卒军役（轮番到京师宿卫），之后还要去边疆屯戍一年。

之前我们引用过的《史记·陈余张耳列传》中就对天下人对秦政最不满的地方有所总结：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还有这么一处记载：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

在这里，徭使和屯戍，也是分开的，过往，我们总把这个“徭使”理解为入秦修筑长城、骊山陵等“工役”，屯戍则是长城边戍，现在看，未必如此，“徭使”可能也是“卒”承担的一部分带有军事性质的任务，比如转输军粮等，因为看秦朝发徭律条，其“工役”使用的，很可能主要是刑徒，而非“更卒”。

而屯戍，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见于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丞嘉敢谳男子毋忧。六月戊子发弩九诣男子无忧，告为都尉屯，已受致书，行未到，去亡。无忧曰：蛮夷，大男子，岁出五十六钱以当徭赋，不当为屯，尉窯遣无忧为屯，行未到，去亡。它如九。窯曰：南郡尉发屯有令，《蛮夷律》不曰勿令为屯，即遣之，不知亡故，它如无忧。诘无忧：《律》，蛮夷男子岁出賨钱，以当徭赋，非曰勿令为屯也，及虽不当为屯，窯已遣，无忧即屯卒，已去亡，何解？无忧曰：有君长，岁出賨钱，以当徭赋，即复也，存吏，无解。问，如辞。鞫之：无忧蛮夷，大男子，岁出賨钱，以当徭赋，窯遣为屯，去亡，得，皆审。疑无忧罪，它县论，敢谳之，谒报，署狱史曹发。史当：无忧当腰斩，或曰不当论。廷报：当腰斩。

这个案子可以称为“毋忧案”，说的是，汉高帝十一年八月时，夷道的丞嘉审理了一个案子。

当年六月，一个名叫“九”的“发弩”找到了男子“毋忧”，告知他已经被征发进入“都尉屯”军，“毋忧”接受了“致书”，也就是入伍通知书后，没到屯所报道。

“毋忧”的供述，我是蛮夷，成年男性，每年缴纳56钱当做“徭赋”，不应该被征召进屯军，所以，名叫窯的尉派遣我去参加屯军，我没去，跑了。其他事实都像“九”所说的。

名叫窯的尉说，南郡郡尉发令征召“发屯”，《蛮夷律》中没有说不许发蛮夷男子入屯军，哪怕不当“为屯”，也就是征召，我已经下令，他就是“屯卒”，却仍然跑了，什么原因？

“毋忧”回答说，我们蛮夷有自己的君长（臣服汉朝），每年出“賨钱”，也就是区别于编户民的代徭税钱，就是享受“复”的待遇。这部分没有官吏的回复和解释。

“嘉”的判词先复述了案情，并提到“窯将不当为屯者发屯”和“毋忧亡去”两案都要审理，不过拿不准“毋忧”的定罪，上报上级后，司法官给出的意见是，要么“腰斩”，要么就没罪。

上级结论是：当腰斩。

这段简文虽然繁复，其中却有太多信息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秦汉之际的军事体制。

比如“复”的法律概念，即免除“徭赋”，而这之中是包含了“兵役”的，也就是“不当为屯”。

而“入屯”即为“屯卒”，只要你接受了“发弩”传递的“致书”，你已经属于“军人编制”，不到屯所，就是“逃兵”，逃兵即要处以“腰斩”。

发屯的人是谁呢？是南郡郡尉，而他要去参加的是“都尉屯”，要么，南郡设置了备塞都尉，要么，就是南郡郡尉即等于“都尉”。

而此案最后的争议也说明，“毋忧”的理由是成立的，但是最后的判决，却采取了一码归一码的态度，即，既然接受了致书，哪怕是错误的、违法的指令，也必须执行，你可以事后申辩甚至上告，但是不执行命令，就要按照逃兵的刑罚腰斩。

综合整个“毋忧案”的所有相关信息，我们可以发现，“为屯”、“发屯”，是秦汉之际军事体系里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屯”字，或许正是我们解开一系列谜题的“钥匙”。

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

看起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职责，但却能看出一些端倪，简言之，中尉在京师的军事任务是巡守类，而非屯守类，卫尉则是“掌宫门卫屯兵”，而郡尉则说的很清楚“典武职甲卒”。

实际上，中尉和郡尉本就是对称“中外”的类似岗位，而商鞅变法时代“中卒”的真正得名原因，应与“中都官”的“中”有关，即中都之卒，以区别于普通的“卒”，其“已复”，也就不需要给县里的“卒更”之徭，而是给“中都”军役，他的管理主官，就是邦尉—邦司马—邦候系统，换言之，即进入中都系统的军事编制。

只不过，随着秦国的扩张，原本的“邦—县”管理，扩充为“中都+郡—县”管理，原本的“举国中卒”，实际上变成了“内史中卒”，而郡的“中卒”则复制为郡的军事力量，这时候，就需要进行区分和管理，虽然名称仍为“中卒”，来源却不仅限于“中都”。

这个过程的例证，即在于秦的“内史”地位的下降，根据前人学者基于兵器铭文的研究，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史”都是作为“副丞相”的角色而存在（主管公家钱谷、主管内史地区的军政、主管文书转递），这个角色，逐步下沉，剥离、分拆其的权力，直到西汉时代，内史变为京兆尹等完全的地方官员角色。

而最先剥离出来的，应该就是“中卒”的统帅权，即设置“中尉”。

中卒，即汉代的“正卒”，包括材官引强、材官赾张和轻车士（轻车按照史料说法，也是车轼上架强弩，战斗技巧都一样是“射”，只多了一个“御”），他们在商鞅变法之后，是秦军出征的战斗力中坚，在平时，则回归本县、道。

《汉官仪》（李贤注《汉书》引用）中记载：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

也就是说，汉高祖“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里的“材官”，实际上是有标准的，即武力值高的才能被选为“轻车、材官、骑士、楼船”，也就意味着秦国当年也可能是使用这个标准选拔的“中卒”，当然，最初还不包括骑士和楼船。

最重要的是：“各有员数”，也就是有编制定额，靠的是立秋后的课试分出的殿最。

再看《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的一条律文：除士吏、发弩啬夫不如律，及发弩射不中，尉赀二甲。发弩啬夫射不中，赀二甲，免，啬夫任之。

发弩，即材官，即引强、赾张，在《二年律令·秩律》中又有县发弩，则说明，发弩的业务培训和日常管理，是由“县发弩（啬夫）”负责，他的任命上级是“县尉”。

此处“士吏”与“发弩啬夫”并论，按照一般说法，士吏为秦汉低级武官，在《居延汉简》中，士吏地位在候长之上，尉之下，在上述律文中，肯定看不到候长，但是有发弩啬夫和发弩，而且分别有“射不中”的惩罚，说明，发弩啬夫不等于发弩，也就意味着，发弩啬夫管理“发弩”，而士吏则是和发弩啬夫并列的县“武职官”。

县一级是固定的，上面的政区，却有内史和郡两种，但《二年律令·秩律》中，兵种管理的“令”，内史和郡又基本一样，只是内史多了“枸（勾）指发弩令”，为什么区分，我们不得而知，但它们有“令丞”，则说明属于日常管理职位，而非战场临时职位，是可以确定的。

而在确认了“中发弩、枸（勾）指发弩，中司空、轻车、郡发弩、司空、轻车”都是兵种管理职位之后，则，中尉、车骑尉、卫尉、郡尉，其中上层的职位是整齐划一的：尉—司马—候（骑兵称曲长官为“千人”）。

也就是《商君书·境内篇》中，军事指挥序列的上半部分，这个编制名称与《大通汉简》对照看：[以官]干行，五百将斩；以曲干行，侯斩；以部干行，司马斩；以校干行，军尉斩

尉，是校的主官，司马是部的主官，候是曲的主官。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汉晚期军事组织对秦国、秦朝军事制度的继承。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秦汉军事制度完全一致，以汉代军事制度的记载追述秦朝即为合理？又是否意味着中尉、车骑尉、卫尉系统完全相同？

答案是否定的。

在卫尉系统中，存在一个官职——卫尉士吏，为其他系统所无，又在上文中的《秦律杂抄》简文中出现，有意思的是，《二年律令·秩律》里特意提到了卫将军士吏和卫尉士吏为百二十石级，而没有提到“县士吏”。

但是在《二年律令·捕律》中，又提到“士吏”：盗贼发，士吏、求盗部者，及令、丞、尉弗觉智（知），士吏、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

士吏是县尉的属官，并无疑问，按照与“捕盗贼”有关的职责，则士吏应该负责地方的守御和卒的管理，而这个职务，为卫尉、卫将军所有，却未记录中尉有设，原因何在？

因为卫尉管理的是常态的“屯军”，而中尉却没有常态的“屯军”，只有少量“中卒”构成的“治安军”，所以，辖下有兵种主管，却不存在基层军吏的配置，也就是所谓的“有头没脚”。

由于简文联缀的问题，孙闻博在《秦汉军制演变研究》一文中对《二年律令·秩律》中一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排（文中数字为简号），三解经过推演后表示认可：栎阳、长安、频阳、临晋、成都、□雒、雒阳、酆、云中、□□□□□、新丰、槐里、睢、好畤、沛、郃阳，郎中443□君（？），长信□卿（？）、□傅，长信谒者令，□大仆，秩各千石。有丞、尉者，半之。442田、乡部二百石，司空二百五十石。中司马，郡司马，骑司马，中轻车司马，备盗贼，关中司马□□关司□468司马，卫尉司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丞相长史正、监，卫将军长史，秩各八百石。二千石□丞六百石。444

那么，《二年律令·秩律》所见的军事职官可以编列如下：……廷尉……中尉，车骑尉……备塞都尉，郡尉…… （卫）尉……秩各二千石。中司马，郡司马，骑司马，中轻车司马，备盗贼，关中司马□□关司□468司马，卫尉司马，秩各千石，丞四百石。中发弩、枸（勾）指发弩，中司空、轻车、郡发弩、司空、轻车，秩各八百石，有丞者三百石。·卒长五百石。中候，郡候，骑千人，*（卫）将军候，*（卫）尉候，秩各六百石，有丞者二百石。上林骑，秩六百石。县、道尉（情况特殊，层级多，下文详述）县、道传马、候、厩有乘车者，秩各百六十石；毋乘车者，及仓、库、少内、校长、髳长、发弩、*（卫）将军、*（卫）尉士吏……秩各百廿石。

简化一下，即：诸尉，二千石级；诸司马，千石级；诸发弩令、司空令、轻车令，八百石级，因有丞，故官称全名应为令或长；诸候、骑千人、上林骑，六百石级；卒长，五百石级；县尉，五百石级、四百石级、三百石级，道尉为三百石级、二百石级；县、道有乘车“候”，百六十石级；县、道有毋乘车“候”，有校长、髳长、发弩，中央有卫将军、卫尉士吏。百二十石级。

我们知道，秦汉都以“六百石”作为坎儿，以上为“显大夫”，先说上半部分，中央诸尉与郡尉，对照关系尚不明显，而司马一级，发弩、司空、轻车一级，候一级，明显形成了“中—郡”的职务对照。

如果我们考虑到商鞅变法时，仅见邦（国）尉，可能集合了诸尉的职务和权力的话，这种对照关系，就自然形成了，即自上而下的“中—郡”对照。

这种关系，孙闻博在《秦汉军制演变研究》一文中已有阐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正如上文所述，商鞅变法时，秦国的中都官军事职官，就是整个秦国所有的军事职官，则《二年律令·秩律》中体现的完备的中尉系统、卫尉系统、卫将军系统、车骑尉系统，应该即自其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成。

拆解开来，看中（尉）—司马和郡尉—司马系统，带“中”和“郡”字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复制”的设置，为：中尉、郡尉，各二千石中司马、郡司马，各千石。中发弩令、枸（勾）指发弩、中司空令；郡发弩令、郡司空令，各八百石。中候、郡候，各六百石。

卫尉（卫将军）—司马系统是这个样子：卫尉，二千石。卫尉司马，千石。卫尉候，六百石。卫尉士吏，百二十石。

二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卫尉—司马系统之下，没有中、郡尉—司马系统下，兵种管理的主官，而多了百二十石的士吏。

再看车骑尉—司马系统则应该是这个样子：车骑尉，二千石中轻车司马、骑司马，千石。中轻车令、郡轻车令，八百石。骑千人，六百石；卒长，五百石。

《汉书·张冯汲郑传》记载：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汉景帝时，曾改郡尉为郡都尉，可见，加“都”字，在汉初的武职更名上，属于常例，也可能是史书记载时不知有车骑尉，所以加了“都”字，这种情况在史书编撰上偶有发生，比如《新唐书》提及唐代兵种“兵募”时就有去掉“募”字，而误解为“兵”或“府兵”的情况。

言归正传，冯唐的这段记载，实际上指明了，车骑尉的执掌范围，包括中尉和郡国车士，注意，是“车士”而非“车卒”。

称“士”不称“卒”的，还有“卫士令”的“卫士”，琅琊刻石上，就有这么一句：东抚东土，以省卒士。

“卒”和“士”并称，到底是不是一个概念？

按照《史记》三家注和《汉书》的说法，“卫士”是一个普遍概念，尤其是在西汉、东汉，让人很难理解“士”与“卒”的区别，但是在《秦始皇本纪》中嫪毐叛乱的记载中有：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

此处，县卒、卫卒，都是“卒”，尤其是“卫卒”，并未使用汉代常用的“卫士”称呼，同篇文字还有秦二世被杀的政变记载：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

上篇文章我们已经解释过：（4）阎乐带着1000多县卒杀奔望夷宫，此时，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望夷宫外围的“卫士”没有抵抗，让阎乐直接捕缚了“卫令、仆射”，这实际上是两个角色，一个是“卫令”，也就是卫尉管辖下的“卫士令”，职责即防守宫门，此处，不归郎中令管。（5）阎乐实际上是以“失职放进了盗贼进入宫门”为理由，控制了“卫士令”和他的部下，而这个理由，按照《李斯列传》的记载，应该是赵高“矫诏”创造的，即命令望夷宫墙外的“卫士”，全部“素服持兵内乡”，也就是穿着白衣服拿着武器指着宫内的方向，看着就像要进攻宫内。（6）这个借口，加上宫门内的警卫负责人郎中令的内应，很容易绕过外围防御，即“周庐设卒甚紧”的卫尉部队辖区，“周庐”即宫墙外卫士的居所和警戒点，他们环绕望夷宫形成外圈警戒线，而斩杀了“卫士令”后，宫门即被突破。

在上篇文章中，三解已经指明，此处的解释是基于文本的解释，糅合了《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中的两段记载，而《李斯列传》中的这一段记载，与《秦始皇本纪》差距很大，除了部分过程之外，可能均为《本纪》是，而《列传》非。

那么，《列传》中出现的“卫士素服持兵内向”，很可能就并非秦朝的故事，而是汉人口中的描述，因为依照三解的判断，“周庐设卒甚紧”中的“屯卒”，应该属于卫尉所属的“尉—司马—候”系统管理，而非“卫士令”管理的“卫士”，这在秦国，实际上是两种兵员。

即雷同于战阵之上的“中卒”或称“士”（如骑士、材士、轻车士）与“卒”的区别，在宫殿防卫上，秦国也一样分为“卫士”与“卫卒”，卫士数量较少，归属于“卫士令”管理，而卫卒的数量较多，归属于“卫尉—卫司马—卫候”管理，以“屯”为单位，驻军设宫墙外，形成以“宫名”冠名的“屯军”，这种制度被西汉继承，却因为汉代兵员身份的混同，“卫卒”和“卫士”最终合一，不再区分。

但是，由于秦国、秦朝兵制的记载，主要为在汉代制度基础上的“回溯”，所以，尽管有上述《秦始皇本纪》中的“卫卒”、“设卒”，以及“卒士”并称的记录，仍以汉代人的认识视野，将之混为一谈，乃至于今天的诸多研究者仍困于其中。

事实上，正卒，即“中卒”，是一种特定的兵役身份，以区别于普通的“卒”，这种“卒”，史料可见的，有“乘城卒”、“亭卒”、“更卒”、“戍卒”、“转卒”、“屯卒”等等，一个字说明其任务区别，后一个字说明其卒的身份。

结合上文中“毋忧案”可知，“发弩”负责递送“致书”给“屯卒”，那么，县中的“发弩”也就在执行着“动员屯卒”的行政职责，士吏，同样执行着治安警备相关的行政职责，“卒”和“士”的区别， 可谓一目了然，一个是被管理者、被动员者，一个是管理者。

汉代人卫宏在《汉官旧仪》中记载：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处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置长史一人，掌兵马。丞一人，治民。当兵行，长史领。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不给卫士。材官、楼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为民，就田里。民应令选为亭长。亭长课射，游徼徼循。尉、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铠。

王彦辉在《论秦汉时期的正卒与材官骑士》一文中，已经发现了“材官、轻车、骑士”与普通“卒”的绝对不同，并指出亭长即校长，其属下为求盗亭父，均为“发弩”，也就是材官中选拔产生，而非退役的材官中产生。

卫宏记录的汉代制度，实为汉代中晚期的军事体系，但是其中的一些说法，很有参考价值，比如“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明显仍保留着对“材官”、“骑士”选拔的遗风，尽管这个时代，只要是个“民”到23岁就已经是“正卒”，而不再像汉高帝时代“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才能做材官、轻车。

这个变迁，已经足称巨大，这是汉朝统治下的变迁。

另外，看“边郡”的设置，实际上是“特殊军事区”，即“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不给卫士”，也就是说，这套“尉—司马—候”以及“尉—司马—千人”的“野战军事组织”，不管理“民”，只管理“屯卒”，也就不需要“给卫士”，轮番卫戍京师。

尽管没有对应的记载来说明“轻车士”的安排，但是我们根据“轻车”的组成，即御手、弩手和格斗兵的设置，参考《二年律令·秩律》中县道的官职安排，可以猜测：

县、道传马、候、厩有乘车者，尤其是“厩”，极有可能是“轻车士”的御手管理主官，毋乘车者中的髳长，极有可能是格斗兵的安置部门，也正因为“轻车”作为兵种消失，髳长的职能也因此失传。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即在《二年律令》时代的汉军，与《商君书》时代的秦军，《大通汉简》、《汉官旧仪》时代的汉军，根本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形态，而由于《二年律令》的时代上接亡秦，本身就是秦国变法之后150年军事体系变迁的集大成者，既是商鞅变法时代军事体制演变的结果，也是后世两汉军事体制变革的开端和底板。

而其具体的形态，则迥异于《商君书·境内篇》中将军统邦尉，邦尉之下为“诸令”+“二五百主”+“邦司空”各自统属不同兵员的“四军”：

没有战事时，以中尉（含车骑尉）、郡尉、卫尉三系统维持京师和郡县的治安管理，并设置全套的军事职务以“储将”，“正卒”散居各县担任基层“吏卒”，参与行政、治安，节约国家的平时养兵成本，“一鱼多吃”。

有战事时，“中卒”则载传入军，快速搭起军队的骨干架子，辅以中尉和郡尉的“发屯”，在本辖区动员起足额的百姓“屯卒”，填入“屯军”，参加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