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女主垂帘听政通常会伴生一些特殊政治势力参与、干预政治的现象,甚至会对当时政治构成祸患。所谓特殊政治势力,是指通过非正常渠道得以参与甚至干预政治的群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常包括外戚、宦官、伶官等等。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帝制中国,这些特殊群体并非政治的主流,但总能因为各种原因左右当时的政治。与前代不同的是,宋代女主在对待外戚问题上相比前代更能自我抑制,如武则天、韦皇后等,她们身边有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等帮忙参议政事,此可谓唐代女主政治之一特色。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刘皇后。
延至宋代,北宋仁宗时的刘太后作为首位主政女主。仁宗即位、刘太后初政之时,刘美早已逝去,其子尚处幼齿,真正受到重用的外戚只有钱惟演与马季良。钱惟演之妹乃刘美继室,他在真宗时已是枢密副使,丁谓罢相远贬后他立即被刘太后提拔为枢密使,但未几即因被首相冯拯弹劾而遭罢免。刘太后统治时期,他多次图谋相位,但终因大臣反对而未果。其实,刘太后主政的十一年中,外戚干政十分有限。而且刘太后执政期间,非但没有依靠外戚势力,有时候她也有抑制外戚之举。可以说,刘太后这种对待外戚的态度,给宋代其他后妃起了极好的示范作用。其后的宋代垂帘太后,自知在权力与地位上远远不如刘太后,若要保存自己家族,则必须效法刘后,甚至比刘后的态度严厉得多,从而形成了宋代后妃对外戚自我抑制的现象。
宋初宦官虽未达到干政、专政甚至害政的地步,但宦官参与政治的环境,对刘太后利用这一势力十分有利。纵观刘太后主政时期,宦官职责主要有五方面。其一就是监督工程建设。其二就是刺探百官微细及民间百事。其三就是参与审问有罪的朝廷官员。其四就是领兵作战。其五就是参与编修真宗朝国史。就上述五方面,即可知刘太后把宦官用的恰到好处,使他们在各方面都有利于自己的施为。建设营造等事,很多士大夫本来就反对,故刘太后不能指望士大夫主动主持这些建设工程,因而只能派遣她比较信任的宦官主持。其次,以宦官刺探百官及民情,亦是刘太后不得已之事,其实这也是专制制度本身形成的弊病。然而,大臣士大夫仅仅能从外部对宦官进行抑制,换言之,他们是宦官势力不能迅速发展,权力不能迅速扩大的外因,真正从内部节制宦官者,应是刘太后本人。纵观宋代历史,无论哪一种势力得以进拜任用,均是得君之专,这是君主专制的天然规则。
由此可见,刘太后所利用的是整个宦官集团的势力,以补充其外戚不足的先天性缺憾,并以此监察并制衡士大夫。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权力可大至左右朝政,亦无任何一人可说得到刘太后的完全信任。对于宦官的不法行为,刘太后虽亦有包庇纵容,但其目的是要保护整个宦官势力,乃至整个朝廷权力格局的平衡不被破坏,当其中有少数宦官企图突破这一界限而获取更大权力,以致威胁太后本身统治时,太后也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打压,这与她力求保护外戚中每一个人,又有明显区别。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刘太后不但对于单个外戚有保护之意,即使对于整个外戚集团,她亦从未加以防范。
但对于宦官集团之整体,刘太后虽然加以利用,但亦有防范之意。唐代女主主政时期,有大批女性参与政治,且造成很大影响,深通历史的刘太后对此当然也有所了解。第一就是宫廷女性参与政治。第二个方面就是朝廷大臣们的妻子了。虽然严格来说,这些官员的妻子只是被动地为刘太后所用。因为按照惯例,官员的妻子若被封为命妇,一般会不定时地入宫参见皇后或太后。最后一个就是刘美家的侍婢了。这类女性比较特殊,她们严格说并不属于上层女性,但是由于身份特殊,她们能经常接触太后,刘太后的外戚非常有限,且任用外戚又遭到士大夫们极力反对,故她对外戚的态度是放任、包庇而非重用。与之相反,她更多的是利用宦官集团以及某些上层妇女。
但必须指出的是,刘太后对这三种特殊政治势力的利用是有限度的,外戚与上层妇女自不必多言,即使是她利用较多的宦官集团,虽然多凭借本身的身份与权力对各级官员颐指气使,甚至专横跋扈,为害一方,但刘太后始终把他们控制在一定范围,以使他们未至于害政。而对于一些欲突破这一范围的宦官,刘太后并不似对待外戚那样加以保护,而是予以斥责,甚至严厉打击。由此可见,这些特殊势力并非太后真正倚信的对象,他们只是为太后所利用,借以平衡朝中权力格局,并作为自己权力的补充,太后能赖之以处理朝政的,仍然是士大夫集团。宋代第一位、也是权力最大的一位太后如此,后来的垂帘太后也纷纷效法,她们在权力定位中往往利用这些特殊政治势力,但又与他们保持相当距离,并以此换取士大夫们对她们的信任,从而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政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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