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女主垂帘听政通常会伴生一些特殊政治势力参与、干预政治的现象，甚至会对当时政治构成祸患。所谓特殊政治势力，是指通过非正常渠道得以参与甚至干预政治的群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常包括外戚、宦官、伶官等等。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帝制中国，这些特殊群体并非政治的主流，但总能因为各种原因左右当时的政治。与前代不同的是，宋代女主在对待外戚问题上相比前代更能自我抑制，如武则天、韦皇后等，她们身边有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等帮忙参议政事，此可谓唐代女主政治之一特色。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刘皇后。

延至宋代，北宋仁宗时的刘太后作为首位主政女主。仁宗即位、刘太后初政之时，刘美早已逝去，其子尚处幼齿，真正受到重用的外戚只有钱惟演与马季良。钱惟演之妹乃刘美继室，他在真宗时已是枢密副使，丁谓罢相远贬后他立即被刘太后提拔为枢密使，但未几即因被首相冯拯弹劾而遭罢免。刘太后统治时期，他多次图谋相位，但终因大臣反对而未果。其实，刘太后主政的十一年中，外戚干政十分有限。而且刘太后执政期间，非但没有依靠外戚势力，有时候她也有抑制外戚之举。可以说，刘太后这种对待外戚的态度，给宋代其他后妃起了极好的示范作用。其后的宋代垂帘太后，自知在权力与地位上远远不如刘太后，若要保存自己家族，则必须效法刘后，甚至比刘后的态度严厉得多，从而形成了宋代后妃对外戚自我抑制的现象。

宋初宦官虽未达到干政、专政甚至害政的地步，但宦官参与政治的环境，对刘太后利用这一势力十分有利。纵观刘太后主政时期，宦官职责主要有五方面。其一就是监督工程建设。其二就是刺探百官微细及民间百事。其三就是参与审问有罪的朝廷官员。其四就是领兵作战。其五就是参与编修真宗朝国史。就上述五方面，即可知刘太后把宦官用的恰到好处，使他们在各方面都有利于自己的施为。建设营造等事，很多士大夫本来就反对，故刘太后不能指望士大夫主动主持这些建设工程，因而只能派遣她比较信任的宦官主持。其次，以宦官刺探百官及民情，亦是刘太后不得已之事，其实这也是专制制度本身形成的弊病。然而，大臣士大夫仅仅能从外部对宦官进行抑制，换言之，他们是宦官势力不能迅速发展，权力不能迅速扩大的外因，真正从内部节制宦官者，应是刘太后本人。纵观宋代历史，无论哪一种势力得以进拜任用，均是得君之专，这是君主专制的天然规则。

由此可见，刘太后所利用的是整个宦官集团的势力，以补充其外戚不足的先天性缺憾，并以此监察并制衡士大夫。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权力可大至左右朝政，亦无任何一人可说得到刘太后的完全信任。对于宦官的不法行为，刘太后虽亦有包庇纵容，但其目的是要保护整个宦官势力，乃至整个朝廷权力格局的平衡不被破坏，当其中有少数宦官企图突破这一界限而获取更大权力，以致威胁太后本身统治时，太后也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打压，这与她力求保护外戚中每一个人，又有明显区别。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刘太后不但对于单个外戚有保护之意，即使对于整个外戚集团，她亦从未加以防范。

但对于宦官集团之整体，刘太后虽然加以利用，但亦有防范之意。唐代女主主政时期，有大批女性参与政治，且造成很大影响，深通历史的刘太后对此当然也有所了解。第一就是宫廷女性参与政治。第二个方面就是朝廷大臣们的妻子了。虽然严格来说，这些官员的妻子只是被动地为刘太后所用。因为按照惯例，官员的妻子若被封为命妇，一般会不定时地入宫参见皇后或太后。最后一个就是刘美家的侍婢了。这类女性比较特殊，她们严格说并不属于上层女性，但是由于身份特殊，她们能经常接触太后，刘太后的外戚非常有限，且任用外戚又遭到士大夫们极力反对，故她对外戚的态度是放任、包庇而非重用。与之相反，她更多的是利用宦官集团以及某些上层妇女。

但必须指出的是，刘太后对这三种特殊政治势力的利用是有限度的，外戚与上层妇女自不必多言，即使是她利用较多的宦官集团，虽然多凭借本身的身份与权力对各级官员颐指气使，甚至专横跋扈，为害一方，但刘太后始终把他们控制在一定范围，以使他们未至于害政。而对于一些欲突破这一范围的宦官，刘太后并不似对待外戚那样加以保护，而是予以斥责，甚至严厉打击。由此可见，这些特殊势力并非太后真正倚信的对象，他们只是为太后所利用，借以平衡朝中权力格局，并作为自己权力的补充，太后能赖之以处理朝政的，仍然是士大夫集团。宋代第一位、也是权力最大的一位太后如此，后来的垂帘太后也纷纷效法，她们在权力定位中往往利用这些特殊政治势力，但又与他们保持相当距离，并以此换取士大夫们对她们的信任，从而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政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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