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要掌控大唐天子不光需要实力,而且需要时机。光化三年十一月,唐廷突然发生了权宦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幽禁昭宗、拥立太子李裕的宫廷政变。此事历时数月,至天复元年正月,方在宰相崔撒和孙德昭等部分禁军将领的努力下得以平定。这场政变使得晚唐政局更加混乱,也让李茂贞嗅到了良机的到来。

天复元年正月,身兼凤翔、彰义两镇节度使的李茂贞待局势稍定就率军入朝。他名为入朝,实为打探底细,再次制造机会,《北梦琐言》云“李茂贞肩舆,衣驼褐,入金莺门,易服赴宴。咸以为前代跋息,未有此也。”而历经劫难、恍若重生的唐昭宗,不知是过于恐惧,还是出于笼络,破例加李茂贞为守尚书令,兼侍中,进爵岐王。对此,《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正月条胡注云“唐自太宗以尚书令即阵,不复授人,郭子仪有大功,虽授之而不敢受。王行瑜枯强力,虽求之而终不获。盖君臣上下,犹知守先朝之法也。今以授李茂贞,唐法荡然,于此极矣。”李茂贞加官尚书令,代表了唐室对李茂贞的最终妥协,意义重大。

对于李茂贞而言,不仅位极人臣之首,为其他藩帅艳羡莫及,而且他还再次主导了中枢要职的任命,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被任命为左、右神策中尉,韩全诲也曾任过凤翔监军。这两人都依附李茂贞,属于李茂贞的盟友和代言人。这次关键的中枢任命,不仅让李茂贞在朝中有了强力内应,而且因此还控制了神策军。

而在南衙北司的斗争中也急于寻找靠山的宰相崔撤,“以宦官典兵终为肘腋之患,以外兵制之”,希望通过控制神策军来达到削弱宦官的力量、巩固皇权及自身地位的目的,也向李茂贞靠拢示好,主动要求李茂贞留兵在京师宿卫,欲以外兵防内患。正中下怀的李茂贞遂命亲侄李继药仗统领岐军三千精锐宿卫,并密令其相机而动,劫持天子到凤翔。而韩全诲、张彦弘等人都曾任职于凤翔,与李茂贞早有勾结。崔撒不防,留下凤翔兵,实为“家国两危”。韩全诲则趁李茂贞入京时“深与相结”。

李茂贞还镇后,其侄李继药被封为神策军都指挥使,并遥领岭南西道节度使。他与韩全诲开始密谋挟持天子的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军事上,他们吸取以前的教训,拉拢了昭宗复辟的两位功臣、禁军重要将领李彦弼、李继诲,由此他们从神策中尉到神策将领从上到下地直接掌握了神策军。其次在财权上,他们先是因为“崔溉之罢两军卖曲也,并近镇亦禁之”,而“李茂贞惜其利,表乞入朝论奏,韩全诲请许之”。这样,李茂贞仍然可以掌握卖曲之利以赡军。其后他们又导演了“双簧”的把戏,“韩全诲撞李继绮诉军中匾甚,请割三司隶神策。帝不能却,诏罢崔散领盐铁。”他们从宰相崔撤手中夺得三司,掌握了财政大权。

而宰相崔撤觉察到了宦官与岐军的一系列诡秘举动,这才蟠然醒悟,原来要求李茂贞留兵宿卫不仅不能制约“宦官典兵”,而且无异于引狼入室,引火上身。于是崔撤觉得他需要另找一个靠山,而当时的局势是河东李克用为朱全忠所败,大伤元气,强藩除了李茂贞之外,最强的就是注梁朱全忠,而“时朱全忠、李茂贞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东都,茂贞欲上幸凤翔”。崔撤只能将橄榄枝抛向朱全忠,而雄心勃勃、实力强劲的朱全忠正需要在朝中寻找一个代言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史载崔溉“阴厚朱全忠益甚,与茂贞为仇敌矣”。

作为南衙领袖的宰相崔撒是晚唐昭宗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向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晚唐政局的走势。面对如此重量级人物的倒戈,而且倒向的是李茂贞最强劲、最有威胁的对手—朱全忠,李茂贞却无动于衷,说明李茂贞本来就对崔撤的作用没加重视,没有正确地估计他的政治运作能力及其所代表的南衙朝官的力量。李茂贞这步棋的失算,使本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他在与强敌朱全忠的对决中已先输一招,之后李茂贞也尝到了失去崔撤支持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