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并非汉朝的巅峰，这段时间才是百姓最向往的。

历史领域，一个惯常的说法叫“强汉盛唐”，似乎汉代的最大时代特征就是强大。但汉朝的强，似乎仅仅是汉武帝时代，其余的时间均很难和“强”字紧密地联系起来。东汉时期自不能和汉武帝时代相提并论，就是西汉时期，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汉武帝那般强悍。

从“强”的层面讲，汉武帝刘彻的风头，远远压过了包括汉高祖刘邦在内的他的列祖列宗，也没有一个后继之君可以望其项背。

自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89年，在长达44年的时间里，汉武帝一直在进行对外战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一个国家举行战争总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更何况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状态，更何况“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为之”。

这场长达44年的对外战争的正面效应是，开疆拓土，汉朝的版图空前扩张；威服四夷，基本解决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就不断侵袭、骚扰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打通了海上和陆上两方面的交通，扩大了经济、文化的对外交流。这场战争成就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的功业，昭示出了汉武帝的雄才伟略，“汉人”也因为这个时代而成为一个令人生畏、让人自豪的符号。

所有的战争其实都是经济能力的拼斗。养军、装备、作战需要巨大的费用来支撑。朝廷的经费来自赋税，赋税则来自社会中下层群体。为了让战争获得足够的经费保障，汉武帝一改以往的税收制度，30亩农田按照100亩的标准征收租金；口钱（人丁税）由20钱提高到23钱，人丁税的征收年龄由7岁提前到3岁。耕种土地的负担太重，很多农民穷困破产，不得不沦为豪强、富商、地主的雇佣，有些甚至背井离乡，四处流亡。种不起地，也养活不了自己的家人。为了避免缴纳人丁税，很多人生下孩子只能选择杀死。

下层的农民、手工业者、无产者被压榨殆尽，豪强、富商、地主趁机聚敛财富，霸占山林、川泽等资源，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徒增。而豪强、富商、地主之间则为了争夺利益、抢占资源也时常引发尖锐的冲突，整个社会矛盾重重。

汉武帝又重用酷吏来对付豪强、富商和地主。酷吏是什么？按照当时人的说法，酷吏就是官员中的豪强，豪强就是没有官位的酷吏。这些人的通用特征就是残暴、冷酷，不择手段。按照汉代的制度，商贾是有市籍的，也就是被官府登记在册的，终身不能做官；地主却可以做官。但商贾大多擅长经营，所以比地主更加富豪，但社会地位却比地主低。但两者通常并不是绝对撇清的，有的富商同时拥有很多土地，是事实上的地主；有的地主也兼营商业流通，又是事实上的商贾。有的酷吏会借用权力，抢占田地和房产，很快变成富商或地主。酷吏、豪强、地主、富商，这四者通常会互相转化。一旦某个被“养肥”了，汉武帝会采取没收的办法，将这些人不择手段攫取来的奴隶、土地、钱财、房产直接转化为朝廷的收入。

可以看出，汉武帝用酷吏来对付豪强、富商和地主，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打压社会不公，维护人间正道，而是“驱虎灭狼”，以被赋予国家强权的豪强，来对付聚敛了巨大社会财富的豪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的生物链模型和“弱肉强食”活剧，一次次在汉武帝时代循环上演。

晚年的汉武帝认识到了长期战争状态对国力和民力的过度透支所造成的严重错误，表达出对战争的忏悔。在他去世前三年的时候，他下了一份诏书说，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力农（扶持农业、农村和农民），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任用农业科技专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至此，吏治得到调整，国家重心开始转移。

汉宣帝继位以后，重新恢复黄老之学，以无为而治的思想治理天下，让国力和民力得到了迅速的恢复。汉宣帝同时也精通法家的刑名之学，用法治来促进整个社会规则的重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又一次重现在了汉王朝的辽阔大地上。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朝归降称臣。至此，与汉武帝时代的“强而不盛”相比，西汉才真正达到了强盛的巅峰。而这样的时代，才是当时的普天之下所有人所向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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