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君怀国之情在汪元量诗歌中占有重要分量,清代汪森在《湖山类稿后序》中写道:水云先生遭时改步,随三宫北徒,琐尾流离,冰天沙塞,魂消骨折,九死而不一生。其见诸诗歌,怨而不怒,怜而不激,忧愁摧败,而旧国故都,不忘寤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可谓有守不辱之士矣。臣之事君,贵知命而守义。不幸而家国沦丧,委之天运莫回。一旦以荣禄动其心,则殷都《麦秀》、周室《黍离》,不足系行役之感,其为反身事雄,亦复何恨,安有富贵类浮云、忠节贯金石如先生者哉!
汪森深感于汪元量“遭时改步,随三宫北徙,琐尾流离,冰天沙塞,魂消骨折,九死而不一生”的遭遇,更为其诗歌中“旧国故都,不忘寤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怀国之情所动容,故赞以“知命而守义”、“忠节贯金石”。汪森尤其提到他对于宋故宫室臣僚命运的哀婉,“叹赢公之说梵,哀王母之空门。谢后挽章,提刑哀些,金闺之诗卷何存,玉案之道书长在”,使我们进一步感到,宋亡以后,汪元量已将个人的情感熔铸于亡宋三宫的命运之中,熔铸于对故国些微尚存的延续之中。其作品中的亡国之恨令人读之悲痛,而怀国之情令人心生敬意。
汪元量在宋末元初的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他的艺术才华,更重要的是他在宋亡后伴慰三宫,以真挚的情感写出了对故国的牵挂,对故君的思念。至元二十五年(1288)赢国公为僧,全太后正智寺为尼,此时谢太后与王昭仪也己离世,汪元量在北方无甚牵挂,恳请黄冠南归。清代潘未在《书汪水云集后》说:“汪水云诗,元名人共相推许,有诗史之目。其咏宋幼主降元后事,皆得之目击,多史传所未载,而声情凄惋,悲歌当泣,故国故君之思,斯须不忘,可以愧食禄之臣矣”,正是对汪元量钟情旧君故国的赞誉。
北上大都后,汪元量一直处于对江南故国的无限思念之中。他曾多次写到对亲人故国的思念,每逢佳节,思亲之情、羁旅之感更为强烈。《湖山类稿》中,抒发对故国思念之情的诗句比比皆是:“十年愁眼泪巴巴。今口思家,明口思家。一团燕月照窗纱。楼上胡茄,塞上胡茄。”(《一剪梅怀旧》,《增订湖山类稿》卷5页174—175)“去年月圆时,我在西湖十里荷花香口口月吞酒危。今年月缺时,我在燕山万里来口口口酒,招月来。”(《幽州月夜酒边赋西湖月》,《增订湖山类稿》卷3页74)“我忆西湖断桥路,雨色晴光自朝暮。燕去鸿来今几度。梅花万里水云隔,口夜思家归不得,偶然醉归文姬侧。”汁忆湖上》,《增订湖山类稿》卷3页80)等等,都抒发了诗人浓重的思乡情绪。
无论北方的景色多么优美,汪元量都会不由自主地忆起临安名胜,他在《登蓟门用家则堂韵》写道:“珍珠络臂夸燕舞,纱帽蒙头笑楚囚。忽忆旧家行乐地,春风花柳十三楼”(《增订湖山类稿》卷3页66—67),羁留的时间越久,思念故国的情感就越浓重。而每每登台,思乡之情更是油然而生,《蓟北春望》诗云:“江南二月威笋肥,江北客行殊未归。怕上西楼洒乡泪,东风吹雨湿征衣。”(《增订湖山类稿》卷3页68)尽管远在大都,然而故国的一切都是汪元量心中永远无法忘怀的风景。
七月初九日是全真教主丘处机的忌口,元朝为此举行盛大斋蘸仪式,而这一口也正恰巧是度宗的忌口,想到亡国的惨状,想到赢国公的遭遇,汪元量难抑心中的悲痛,提笔写下《玉楼春》(度宗憨忌长春宫斋蘸),词中,“憨忌”,指忌口,据《宋史》,宋度宗于咸淳十年(1274)“七月癸未(初九)崩”。“长春宫斋蘸”,据元陶宗仪《辍耕录》“丘真人”条,元大宗师长春真人丘处机于丁亥(1227)七月九口仙逝,二者忌口正在同一天。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廷纪念长春真人升天而设此“嘉会”,汪元量不忘故宋,极为悲痛,于是口而作此词。
这首诗上闺痛伤国事。“宋家陵寝废”,至元二十二年(1285),南宋诸陵惨遭元朝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迎的盗掘。南宋六陵被盗掘,最令人发指,《元史释老传》记载:“有杨琏真加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唐、绍兴者及其大臣家墓凡一百一所”,周密《癸辛杂识》则是较早记载这一事件的文献。南宋不但遭遇亡国,而且帝后灵骨遭此厄劫,令人发指。汪元量在大都,闻此消息,万分难过。在这首词中,他咏叹度宗早逝,没有遭遇亡国的痛苦,也没有见到帝后陵墓被元人发掘的悲惨,值得庆幸。下闺痛惜今口,眼见赢国公与全太后承受亡国之苦,悲叹“寡妇孤儿流血泪”。七月九口本是元朝为祭奠全真教丘处机而设置的斋蘸,然而汪元量无法忘记,这一口又恰好是度宗的忌口,对故君的思念油然而生,想到孤儿寡母正在代替度宗承受亡国罪名,想到南宋六陵惨遭被挖掘的厄运,度宗尸骨惨遭挖掘,对故国故君更是思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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