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君怀国之情在汪元量诗歌中占有重要分量，清代汪森在《湖山类稿后序》中写道：水云先生遭时改步，随三宫北徒，琐尾流离，冰天沙塞，魂消骨折，九死而不一生。其见诸诗歌，怨而不怒，怜而不激，忧愁摧败，而旧国故都，不忘寤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可谓有守不辱之士矣。臣之事君，贵知命而守义。不幸而家国沦丧，委之天运莫回。一旦以荣禄动其心，则殷都《麦秀》、周室《黍离》，不足系行役之感，其为反身事雄，亦复何恨，安有富贵类浮云、忠节贯金石如先生者哉！

汪森深感于汪元量“遭时改步，随三宫北徙，琐尾流离，冰天沙塞，魂消骨折，九死而不一生”的遭遇，更为其诗歌中“旧国故都，不忘寤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怀国之情所动容，故赞以“知命而守义”、“忠节贯金石”。汪森尤其提到他对于宋故宫室臣僚命运的哀婉，“叹赢公之说梵，哀王母之空门。谢后挽章，提刑哀些，金闺之诗卷何存，玉案之道书长在”，使我们进一步感到，宋亡以后，汪元量已将个人的情感熔铸于亡宋三宫的命运之中，熔铸于对故国些微尚存的延续之中。其作品中的亡国之恨令人读之悲痛，而怀国之情令人心生敬意。

汪元量在宋末元初的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他的艺术才华，更重要的是他在宋亡后伴慰三宫，以真挚的情感写出了对故国的牵挂，对故君的思念。至元二十五年（1288）赢国公为僧，全太后正智寺为尼，此时谢太后与王昭仪也己离世，汪元量在北方无甚牵挂，恳请黄冠南归。清代潘未在《书汪水云集后》说：“汪水云诗，元名人共相推许，有诗史之目。其咏宋幼主降元后事，皆得之目击，多史传所未载，而声情凄惋，悲歌当泣，故国故君之思，斯须不忘，可以愧食禄之臣矣”，正是对汪元量钟情旧君故国的赞誉。

北上大都后，汪元量一直处于对江南故国的无限思念之中。他曾多次写到对亲人故国的思念，每逢佳节，思亲之情、羁旅之感更为强烈。《湖山类稿》中，抒发对故国思念之情的诗句比比皆是：“十年愁眼泪巴巴。今口思家，明口思家。一团燕月照窗纱。楼上胡茄，塞上胡茄。”（《一剪梅怀旧》，《增订湖山类稿》卷5页174—175）“去年月圆时，我在西湖十里荷花香口口月吞酒危。今年月缺时，我在燕山万里来口口口酒，招月来。”（《幽州月夜酒边赋西湖月》，《增订湖山类稿》卷3页74）“我忆西湖断桥路，雨色晴光自朝暮。燕去鸿来今几度。梅花万里水云隔，口夜思家归不得，偶然醉归文姬侧。”汁忆湖上》，《增订湖山类稿》卷3页80）等等，都抒发了诗人浓重的思乡情绪。

无论北方的景色多么优美，汪元量都会不由自主地忆起临安名胜，他在《登蓟门用家则堂韵》写道：“珍珠络臂夸燕舞，纱帽蒙头笑楚囚。忽忆旧家行乐地，春风花柳十三楼”（《增订湖山类稿》卷3页66—67）,羁留的时间越久，思念故国的情感就越浓重。而每每登台，思乡之情更是油然而生，《蓟北春望》诗云：“江南二月威笋肥，江北客行殊未归。怕上西楼洒乡泪，东风吹雨湿征衣。”（《增订湖山类稿》卷3页68）尽管远在大都，然而故国的一切都是汪元量心中永远无法忘怀的风景。

七月初九日是全真教主丘处机的忌口，元朝为此举行盛大斋蘸仪式，而这一口也正恰巧是度宗的忌口，想到亡国的惨状，想到赢国公的遭遇，汪元量难抑心中的悲痛，提笔写下《玉楼春》（度宗憨忌长春宫斋蘸），词中，“憨忌”，指忌口，据《宋史》，宋度宗于咸淳十年（1274）“七月癸未（初九）崩”。“长春宫斋蘸”，据元陶宗仪《辍耕录》“丘真人”条，元大宗师长春真人丘处机于丁亥（1227）七月九口仙逝，二者忌口正在同一天。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廷纪念长春真人升天而设此“嘉会”，汪元量不忘故宋，极为悲痛，于是口而作此词。

这首诗上闺痛伤国事。“宋家陵寝废”，至元二十二年（1285），南宋诸陵惨遭元朝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迎的盗掘。南宋六陵被盗掘，最令人发指，《元史释老传》记载：“有杨琏真加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唐、绍兴者及其大臣家墓凡一百一所”，周密《癸辛杂识》则是较早记载这一事件的文献。南宋不但遭遇亡国，而且帝后灵骨遭此厄劫，令人发指。汪元量在大都，闻此消息，万分难过。在这首词中，他咏叹度宗早逝，没有遭遇亡国的痛苦，也没有见到帝后陵墓被元人发掘的悲惨，值得庆幸。下闺痛惜今口，眼见赢国公与全太后承受亡国之苦，悲叹“寡妇孤儿流血泪”。七月九口本是元朝为祭奠全真教丘处机而设置的斋蘸，然而汪元量无法忘记，这一口又恰好是度宗的忌口，对故君的思念油然而生，想到孤儿寡母正在代替度宗承受亡国罪名，想到南宋六陵惨遭被挖掘的厄运，度宗尸骨惨遭挖掘，对故国故君更是思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