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桓、灵之际文学思想有哪些

桓灵二帝时期的国家可以说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从军事上而言，长年与周边民族的战争从未平息过，各地的农民起义，尤其是后期黄巾起义给东汉王朝以摧枯拉朽式的沉重打击。政治上，朝廷的昏庸腐败，宦官专权，以及统治上层与党人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断上演。经济上，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造成了大量的流民。文化上，桓灵二帝轻视长期以来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而对胡文化和各种文艺形式情有独钟，从而轻太学而设鸿都门学以取士。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自两汉以来，辞赋创作从未如此兴盛，而文学、书法等艺术形式从未如此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课试内容。

辞赋之士完成了由"俳优"到"封侯赐爵"的转变,文学的自觉当始于汉代，其一为作家的自觉作家或被成为"文章之士"，或被成为"辞赋之士"，或被成为"言语侍从之臣"。如以司马相如为例，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为其作传时均对其两次出使西南略写，对其辞赋之事则大加称颂，甚而不惜笔墨而录其全文，其他可堪称者唯有辞赋之事。汉武帝待文章之士"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汉宣帝虽设文学侍从之臣，也只是为了娱悦耳目。针对此，扬雄才有"辞赋小道"的言论，这一切均是由文章之士所处的俳优地位所决定。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汉桓帝时期才有所改变。

汉灵帝设鸿都门学，其举动类似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但两者却截然不同。武宣之设金马、石渠其目的在于"润色鸿业"，而鸿都门学的设立，则"尺牍辞赋，工书鸟篆"之人俨然成为朝廷选拔人才。前者的结局沦为俳优、侍从，而后者出路"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

鸿都门文学取代歌颂文学成为文学的主要内容

汉桓帝以前的文学大致说来是以雅文学为主的时代，或说是雅文学时代。所谓雅文学的构成大致包含这样几方面的内容。首先，西汉和东汉中前期的文学创作者多为贵族、或者是上层知识分子。这样的一群人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主体队伍，其作品也必然是表达其阶层和交际范围的作品。其次，其作品内容也明显的有雅的倾向。第三，雅文学时代的表达方式明显的有逞才的特点。如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大赋，其行文语句的表达中诘屈聱牙成为一大特征，非此不能显其博学。

东汉安帝以后，经学中繁琐的解经方式和谶纬之学的渗入大大消弱了经学的生命力，太学中"博士倚席不讲"成为常态。自此后，虽经政府的多次倡导，经学始终没有在太学，或说官方发展起来。桓灵二帝时期，由于帝王对音乐、文学、书法等艺术形式的极度喜爱，导致这些艺术形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中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就是鸿都门学的设立。

"连偶俗语"取代"质木无文"成为文学追求

钟嵘《诗品序》中道："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此段文字很好的证明了两点：一是钟嵘时代，两汉的诗歌作品已经保存很少了，以至于钟嵘以为诗人缺丧。二是两汉仅存的文学作品，其风格大致可以用"质木无文"来概括。"质木无文"不仅可以用来形容班固之《咏史》，推而言之，亦可为两汉诗歌创作之概括。《咏史》之作俨然就是以诗歌作为历史的评论的载体。

桓灵二帝时期，由于汉灵帝"躬秉艺文"，提倡以诗赋取士，诗赋等文学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单就诗歌而言，不仅在突破了骚体诗，四言诗的格式，以五言而成为诗歌的主要艺术形式，而且就其艺术性而言，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