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义灭亲”制度发源于春秋时期，通过对历代的法制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个封建社会，只有秦朝是不加限制的直接使用该制度，封建统治者的一般做法是对“大义灭亲”制度进行规范化使用。有些学者们认为“大义灭亲”制度的规范化就是“亲亲相隐”制度，进而将“大义灭亲”制度的规范化与“亲亲相隐”制度等同起来。其实二者并不相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因为“大义灭亲”制度的规范化其中包含许多内容，“亲亲相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三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大义灭亲”制度的规范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产物”，也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质。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中庸之道，崇尚和谐的民族，当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发生冲突时，统治者并不是简单的将利益完全占为己有。而是通过调节，在政治伦理和家庭伦理的利益分配中取到一个平衡，使得这种选择既不会影响自己的统治，也不会给被统治方带来太大负担，使得各方都可以得到一些利益，减少双方之间的矛盾，以达到一个和谐共赢的局面。

“大义灭亲”这个词出自《左传隐公四年》，讲的是春秋卫国卫庄公的小儿子州吁性格暴虐，卫庄公的大儿子姬继位后被州吁杀死，州吁自立为王。石暗利用州吁派人向其询问治国之道的机会，用计将州吁扣留在陈国。石暗认为州吁所犯的罪，他的儿子石厚要承担责任，不能为了衔私情，而抛弃放纵自己的儿子，于是派人把石厚杀了。石暗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当时人们的称赞，史学家左丘明将这个故事收录在自己的著作《左传》之中，左丘明称赞道：“石晤，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后来人们就把石醋的这种存大义，弃私情的行为称为“大义灭亲”。

在我国古代，亲属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统治者并没有简单的将所有亲属都同等的纳入规范体系之中。而是按其关系的远近，进行了分类。如何区分亲属的远近关系，传统的分类是互为亲属的，要在亲属逝世时穿着孝服，亲属的远近，按其穿着丧服的时间长短以及丧服材质的不同进行区分，由亲近及远分为五个级别：“斩衰、齐衰、大功、小功、银麻，不同的名称既包含了服饰的不同，也包含了穿着丧服的时间长短不同。”

公元前206年，秦王朝在统一中国15年之后，在遍地起义的背景下，迅速走向了灭亡。汉朝统治者总结了秦朝使用“大义灭亲”制度的得失，他们认为秦朝那样简单的使用“大义灭亲”制度是不对的。秦朝遵循法家“严刑峻法”的精神，认为家庭伦理必须让位于政治伦理，唯有强调国家的利益才能维持国家的统治。这样固然能在短期内提高国家的实力，但由秦朝忽视我国社会的基础是家庭，家庭伦理在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秦朝无区别的使用“大义灭亲”制度，给广大人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当国家统一以后，依然推行这样的制度，人民反抗国家的统治成为了人民的必然选择。汉朝统治者为了避免秦朝那样的命运，认真分析了秦朝使用“大义灭亲”制度存在的问题，开始重新考虑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之间的矛盾。并且为了缓和二者的矛盾，汉朝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的措施就是借助儒家的思想，利用“亲亲相隐”与儒家知识分子担任司法官等一系列措施，对“大义灭亲”进行规范。从西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官方正统地位的确立，儒家思想开始影响国家的方方面面。

尽管儒家的学者在“大义灭亲”制度上的看法不尽相同，大师总体而言，儒家学派的学者认为应当在一个基本前提下（包括维护礼泊，维护仁义，或者维护统治者统治），对“大义灭亲”制度分情况进行使用。在偷个羊之类的小事上，并不会违反儒家学派所强调的原则，若是“大义灭亲”，则是破坏伦常，违反了礼治关于亲人之间亲亲的要求。但是当一种行为与儒家学派所强调的原则相违背时，就要求人们必须“大义灭亲”了。这样的做法尽可能的消除了法家所赞同的那种简单使用“大义灭亲”制度所带来的弊端，儒家的这种理论反映到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就是我们所说的规范“大义灭亲”制度的使用。

唐高宗时期的“房遗爱谋反”案，就能很清楚的说明，“大义灭亲”制度规洒化的是怎样具体的实施的。房遗爱的妻子高阳公主预谋发动的政变，被高宗派发觉，尽管房遗爱夫妻是绝对亲属关系，但是由于这种行为危害到皇权，唐代法律对谋反，谋逆，谋叛这样的犯罪行为的是不纳入规范“大义灭亲”的范围的，房遗爱未能及时告发，也就是没有“大义灭亲”，所以按照唐朝的律法被处死。

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但是一项好的法律制度应当找到这二者的平衡点，使其利益最大化，在尽量减少对家庭伤害的前提下维护政治利益，反之亦然。因为我国是宗族社会，不考虑家庭伦理的法律很难得到收到良好的效果。这一点，从汉代开始，我国的封建律法律是有其可取指出的，尽管是以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为根本利益，但是考虑到历史局限性，规范“大义灭亲”制度的做法，毕竟减少了对家庭伦理的伤害，减少了社会矛盾的发生，是值得肯定的。

“大义灭亲”制度规范化的的依据是儒家的精神，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众多。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就是维护礼的完整。而维护礼的完整，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对“大义灭亲”制度进行规范化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