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对外联系大发展的时期，中华帝国的盛世形象正是在这样不断开拓进取的追求下，流播东西的。这一时期日本、朝鲜、东南亚和南亚的部分国家开始或者继续同秦汉帝国保持经济和文化上的友好往来。张骞，班超出使异域之后，汉帝国又迎来了新的友好交流的高潮，这种互通有无的文流促进了帝国的发展繁荣。

中国的东邻是朝鲜与日本。中国和朝鲜历来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有了密切联系，周武王曾经命箕子入朝鲜，箕子教当地居民以礼仪克制八条之教，战国时燕、齐等国与朝鲜毗邻，都与朝鲜有频繁的经济文流，四千六百九十四枚燕国的明刀钱出土于朝鲜谓原郡、江界郡、昌城郡、宁边、宁远郡等六个地区，就是华夏文化已广藏于朝鲜的佐证。

西汉建立之初，燕、齐、赵等地数万人避乱于朝鲜。卢绍逃入匈奴之时，燕人卫满也率众数千，由燕地出发长驱东进，渡过朝鲜清川江进入朝鲜腹部不久称王。定都王险(今平坡)，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卫氏朝鲜。

古时候的文化文流尽管是历史交响乐中一曲欢快的音符。可它的产生常常伴随着鲜血和烈火。汉武帝时期，汉朝派兵征服古朝鲜右梁政权设置了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从此西汉经济、文化不断东传。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所过之处留下了它不少痕迹。在平壤曾经出土了精美的漆耳杯、漆盘等都是西汉官营手工业的产品。更值得瞩目的是解放前日本人在朝鲜乐浪郡发现许多漆器，笔势奔放人物画飞跃流动，与楚文化的浪漫传统一脉相承。

由于两国间的经济文化文流，当时古朝鲜人已开始使用汉字。据朝鲜史书记载，公元1世纪初，许多朝鲜人就可以熟练地背诵中国的《诗经》《春秋》等经典。朝鲜渡口守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的《垫篌镇引》《亦称《公无渡河》)那凌惨悲凉之声，横贯了几千年成为汉乐府《相和六引》之一至今仍保留在晋人崔豹的笔记—《古今注》中，成为古朝鲜人流传下来唯一的文学作品。

当然朝鲜半岛也是中日经济、文化文流的重要桥梁。那时中日虽然相隔渤海、黄海和日本海，看上去一望无垠，但随着海上交通日渐发达两地人民经朝鲜，靠一叶扁漂洋过海，往来于日本列岛和大陆之间，播种着友谊的种子，传达着经济文化的信息。

众所周知，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齐人徐福率领童男女三千人入海求仙，采长生不老之药。传说徐福东至日本在熊野浦的新宫市附近上岸，他们在这里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如今在日本熊野山尚有徐福的墓、碑存在，如果说徐福东渡仅是神奇而浪漫的传说难以取信，那么秦汉时期中国居民已移居日本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日本人类考古学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归化人”。他们将公元3世纪前从东亚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日本列岛的居民称为“秦汉归化人”，以区别日本原始居民。

1958年，日本考古学家金关丈夫在日本九州岛东南的种子岛发现一批陪葬物，出土了“贝扎”(贝制片状物，用做陪葬品)，“腕轮“(手镯)数件，在“贝扎”上写有“汉隶文字，在“腕轮”上刻有爬虫纹样的图案，那是从战国至汉代移民日本列岛的“归化人“留给我们的信息。

当时日本列岛正处干分裂状态，小国林立。统一了中国，威震四邻、扬威于东方的汉帝国对干这些身材矮小、好歌喜舞、风俗习惯与中国东南沿海百越族大抵相同的倭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为了吸收汉朝的文化，日本列岛的三十多个小国派遭使者留着生命危险，横越万顷波涛奔向西方，经朝鲜乐浪再由辽东陆行与汉王朝建立联系，他们借助自然的海风到达平壤附近的乐浪郡大守所在地，献上方物换取中国和朝鲜赐予的珍奇物品，在日本弥生文化遗存中，有汉代的铜镜，璧、玉及王莽的货币，这就是有力的证明。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就这样以朝鲜半岛为舞台，揭开了长达两千多年历史的序幕。

汉光武中兴，中日经济文化文流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时日本人所到之地不仅仅是乐浪，而是到达京师洛阳。当时的史书记载说，日本曾经派人前来进贡，光武帝踢给了印缓。史书上寥寥几字的记载一直没有找到有力的佐证，许多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1784年，在日本福冈市东区志贺岛上发现了一颗金印，上面赫然刻着“汉委奴国王”五个汉字，拨清了那段历史的迷雾。在这里还发现了许多汉代的铜镜、铜剑等说明这里是日本与中国文往的中心区域，金印上所刻文字与《后汉书》的记载恰好吻合，说明这颗金印正是光武帝踢给倭奴国使节的金印。

与日本、朝鲜等东方邻邦的友好交往是我国古代中西文流史上灿烂的一页。秦汉时期的东南亚、南亚与日本一样，都处在小国林立的时代，当时中国与这些地区都建立了经济文化联系。中国与越南自古以来就在经济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秦皇汉武都曾经征服此地，将礼仪教化传播在这些炎热潮湿的土地上，中国的文化、风俗以及铁制农具源源不断地进入以狩猎为业的越南，越南的土特产诸如翡翠，犀角、珠玑等吸引了不少的中原商贾，从而丰富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生活。

如果说西汉时期中越间经济文化文流以经济为主，那么到了东汉，文化交流则成为了当时的主旋律。汉文化在此地落地生根，影响日见彰著，自光武中兴之初，贤明的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赴任后教越民耕种技术，定嫁娶之礼，创立学校。导之礼仪，传播先进的汉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及至汉末，中原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不少士人浮海或陆行，南奔交趾避乱。

据《三国志》等史书记载，沛国桓华、沛郡薛综、汝南许靖、郑玄的弟子程秉、苍梧人牟子等先后南奔，避乱于交趾。交趾太守士燮也乐意招纳士人。程秉、薛综从名儒刘熙学习，考论大义，博通五经;牟子在这里兼容并蓄，吸收异教养分。援引《老子》，著《理感论》，为佛道辩护。当此之际，汉文化的光辉不仅把五岭照得通明，而且通过五岭的峡谷，在交趾熠熠生辉。于是在汉末动乱之秋，交趾一度成为中越、中西海上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西方及南海诸国的使者、逐利之商人浮海东行时常常取道于此，然后进入南方各地。

当时秦汉与东南亚、南亚等地的交往有水陆两线。陆行者从四川经云南，可达缅甸，当时中国的蜀布、邓竹杖就是由这条路线运往身毒、大夏等国的。与此同时，海上交通也已开辟，从广西合浦或徐闻县可乘船到缅甸，因此汉代与缅甸的关系日益密切。

东汉时期，掸国(今缅甸)经常向汉朝赠送珍宝，汉回赠金印、衣冠。应该指出在中缅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道路上，常常留下了西亚诸国或大夏人的足迹。他们浮海东来。横越万顷波涛，航进孟加拉湾，在缅甸登陆，沿着崇山峻岭。进入汉朝益州的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县东北)。因此.掸国也是中西海上交通的中转站。

当时，汉王朝还与今柬埔寨境内的究不事国、印尼的叶调国、马来半岛上的都元国，今缅甸的夫甘都卢国、邑卢没国等有经济文化交流。究不事国曾经遣使北上，千里迢迢来到中国，赠送生犀等名贵动物;顺帝时，叶调国派使臣携带礼品来到洛阳，汉政府回赠金印、冠带，从而揭开了中印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序幕。时至今日，从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上出土的汉代绿釉陶器、黑釉陶器，还静静地躺在印尼雅加达的博物馆里，在马来半岛南端柔佛河沿岸的哥达等地发现汉代的陶片是司空见惯之事。

那时海上交通日见发达，经济文化交流也日见其繁，来往于海上的使节、商旅络绎不绝。据史书记载，当时船舶从合浦或徐闻出发，行五个月可达都元国;又继续肮行四个月，抵邑卢没国;再航行二十余日到湛离国;然后弃舟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从夫甘都卢再乘船航行，最后抵达黄支国;黄支国之南是已程不国，即今之斯里兰卡。

假如将视线移向两千年前的广阔大海，定会看到一幅壮美的、舟揖无数的画面，汉人的无数风帆迎着阳光，沐着海风驶向天涯海角;外国的商船正扬帆起航，从四面八方向广州驶来。真可谓盛极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