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朱全忠“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预谋,王建与李茂贞该怎么做?

天复四年,双方开始默契地互相表达结盟的意愿。当年二月,不甘束手就缚于朱全忠的唐昭宗遂密诏各镇赴援。王建在接到密诏之后,立即命邓州今四川邓峡刺史王宗祷为北路行营指挥使北上,而李茂贞同时出兵,两军都以“迎驾”为辞进攻汁军。根据史书记载,岐蜀联军进抵长安之西的兴平,遭到注兵的阻击后,无功而返。分析这次行动,王建仅以工附,的刺史王宗祷为统帅,而没有任命亲信重将或方面大员领军前往,甚至连临近关中的山南各镇也没有参加或响应这次行动,估计动用的兵力肯定不多而且,精明狡猾的王建一向着重实际利益,不可能因一个名不副实的天子与朱全忠构怨,产生正面冲突。而己经大伤元气的李茂贞也不可能出动仅存的兵力再去激怒刚刚解围而去的朱全忠。

所以,岐蜀这次联兵“迎驾”应该只是虚张声势,是对天子仅存“号召力”的一种回应。但这次联兵却都表明了双方对朱全忠“挟天子令诸侯”政治预谋持反对态度,反对朱全忠打破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已经形成的这种暂时的实力均衡局面。李茂贞和王建这次合作虽然对朱全忠没有产生大的政治影响,但却确定了岐蜀双方合作结盟的基调。

其次在内因上,双方敌对态度发生变化,都有结盟的意愿。当时的西蜀诸将都劝王建趁李茂贞之衰,攻取凤翔。而王建的重要谋士、节度判官冯涓却说“兵者凶器,残民耗财,不可穷也。今梁、晋虎争,势不两立,若并而为一,举兵向蜀,虽诸葛亮复生,不能敌矣。凤翔,蜀之藩蔽,不若与之和亲,结为婚姻,无事则务农训兵,保固疆场,有事则规其机事,观衅而动,可以万全”。王建也认为“茂贞虽庸刁,然有强悍之名,远近畏之。与全忠力争则不足,自守则有余,使为吾藩蔽,所利多矣。”王建欲以李茂贞势力作为保护三川、抵御中原王朝进攻的屏障,再加上三川大地久催战火,生产急需恢复,百姓及士兵向往和平以及王建欲巩固统治,调整统治关系,这都需要一个和平的政治环境。基于如上的考虑,王建主动与李茂贞修好。而李茂贞迫于当前时局和自身困境只得暂忘旧恨,休养生息,并联合王建与朱全忠抗衡。于是,岐蜀双方最终走向结盟。

之后,双方围绕着“复唐”、“抗梁”、“共存”的主题从唐天裕元年,前蜀天复四年至后梁乾化元年,前蜀永平元年维持了将近八年的和平结盟时间。天枯元年,王建首先派遣使臣向李茂贞表达了修好联姻的愿望。会意的李茂贞也趁机派遣判官赵惶回访示好,并为其侄天雄节度使李继崇求婚。于是,王建将女儿普慈公主嫁给了李茂贞之侄李继崇氏。岐蜀两家就在朱全忠无限接近于篡代的时刻走到了一起,开始以政治联姻的形式结盟。

王建为女儿出嫁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据史载“公主出降也,小宫一架之资,以为妆奋、服玩之饰,而导从华丽,已逾千里”盆',似乎通过这种方式作为对夺取东川及山南的补偿。天枯三年前蜀天复六年八月,李茂贞将儿子李侃送到西蜀,作为质子,王建让李侃知彭州。如此以来,王建将女儿以联姻的形式嫁给李茂贞之侄,李茂贞则将儿子李侃作为质子送到西蜀,双方完成了以联姻和质子为方式的政治结盟。

岐蜀结盟的根本原因是迫于朱全忠的威胁,以休战抗梁为直接目的。于是,岐蜀双方在完成政治联姻结盟之后,联合抗梁就提上了日程。天枯元年四月,朱全忠正式将唐昭宗劫持到洛阳,开始“挟天子令诸侯”。李茂贞、王建随即在六月传檄各镇诸侯合兵征讨朱全忠,并迫使汁军放弃哪坊,退守至关中东部的同、华一线。虽然蜀兵未出,只是虚张声势,但却在道义和舆论上给予了李茂贞很大的支持。史称“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移檄往来,皆以兴复为辞。”其中李茂贞、王建加上朱全忠的老对头李克用俨然己结成反梁同盟,对朱全忠形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天枯元年八月,朱全忠拭杀昭宗,另立昭宣帝为傀儡。王建继续称天复年号,他除了与李茂贞完成以联姻和质子为形式的结盟外,他还收纳了被朱全忠打败的山南东道赵匡凝兄弟的残余势力,公开表明反梁的政治立场。开平元年岐天枯四年,朱全忠篡位立国。继而李茂贞开府,王建称帝,各自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皆与朱梁分庭抗礼。后梁开平二年六月,李茂贞联合西川王建之师举兵五万进攻长安。九月,岐、蜀又联军大举进攻长安。虽然蜀军为岐军侧翼,但却在声势上对李茂贞鼎力支持。这都体现了岐蜀结盟的政治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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