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汉人武装崛起于蒙金战争，不断投机与各个政权之间的生存和发展

汉人武装崛起于蒙金战争之中，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是有些人不断投机与各个政权之间，忽左忽右，立场多变，几乎可以用墙头草来形容。如山东李全先是服宋反金，后又投降蒙古，谁给好处就依靠谁，典型的墙头草，一点都没有做人的尊严和诚信可言，固然“有良臣择木而栖”但是他这样的显然不是。还有武仙先是被金朝封为“九公”之一的恒山公，但是一次战斗失败就投降蒙古去翻身攻打金朝，后与蒙古统帅史天倪不和杀之又返身回金朝。当然并不是所有汉人武装人物都是这样的反复无常，丧失气节和不讲诚信，但是像李全和武仙这样的政治立场多次反复变化人还是不在少数的。上至高官权贵下至底层民众，不管谁来统治只要给他们好处和利益他们都去支持和认可，作为掌控众多军队和治理地方民众的一方大员，他们这样的“榜样”会影响到其他社会阶层的思想认知，竞相模仿更会致使社会风气变坏。

大部分汉人武装将领或起于行伍之间，或是从社会民间底层出身，总之大部分文化知识不高，为人较为粗俗，经常暴力解决问题，所以除了蒙金之间的战争，汉人武装和蒙金各自的征战，汉人武装之间更是经常发展火并，无论谁赢谁输，最终受伤害最多的还是人民群众。例如投降蒙古的史天倪和金朝“九公”之一的武仙就经常征战，武仙一度被俘投降蒙古，最后又反水杀了史天倪回金朝，史天倪弟弟史天泽又率军去征伐武仙来复仇。还有金朝封建的“九公”之间也争斗不断，上党公张开和晋阳公郭文振不和，挖郭文振的墙角，张开“以厚赏诱文振将士，颇有亡归者”。公府内部也经常发生内讧事件，如武仙与部将董祐争功，竟杀之以快其欲，不论哪次的战争都是牺牲了大量士兵和人民群众为代价的，而且还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本来蒙金之间的战争就已经让华北地区人民动乱不堪，而汉人武装之间的战争就更是让依附于他们生存的和交战区的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

虽然蒙古和金政府都采取很多措施去控制汉人武装，如前文所述的蒙古就采取上贡赋，纳人质，派达鲁花赤监察等等措施，但是汉人武装将领在自己的领地内都拥有赋税征收，官员任免，自主军队等等军权、财权和人事权，几乎就是个独立的国中之国，而且随着战争的深入和扩大，汉人武装的实力也与日俱增，与加强封建集权的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对立的矛盾，逐渐尾大不掉，他们本身完成了一些局部地区的统一安定却又妨碍了全国范围的统一安定。像1259年的李璮之乱就是汉人武装和蒙古中央集权矛盾不可调和的典型事件，不过在忽必烈的正确政策和以史天泽为首的汉人武装的配合下瓦解了李璮叛乱。李璮敢公然叛乱固然是由于他错误的判断错了形势，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汉人武装拥有了可以向中央政府叫板的实力。汉人武装逐步的发展强大并拥兵自重盘踞地方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历史潮流，违背的历史潮流都是要被历史所淘汰的。

汉人武装对自身控制区域内的田务是百般备御防护，很大程度上保存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方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并使北方地区的经济得到保护和恢复发展。忽必烈是想在保留蒙古贵族的特权统治的同时，又对中原封建旧制进行改革，即在行政机构在大体上适应中原封建经济基础，确保蒙古贵族的既得权益。很多规章制度都是来自汉人的建议并且主要任命汉人来担任和执行，汉人武装头目作为先归降的人对蒙元的政治方面影响深远。汉人武装能在混乱的战争中生存和发展，这和中原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各自的管辖区保护和大力发展封建农业经济，保存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这是他们自立的经济基础。而汉族武装的庄园经济既保护和发展了中原农业经济又使蒙元很好的学习和接受中原封建农业经济。

忽必烈建立元朝前后都是依靠汉人来推行汉法，所谓汉人主要是指投降了的汉人武装头目及其幕僚汉人知识分子，而汉法就是指封建经济制度等。忽必烈在1260年即皇帝位的诏书中明确的提出要兴复“文治”的纲领，他主张学习汉文化，尊崇儒家文化，亲信汉官。蒙元时期的汉官主要是投降过来的金国汉人知识分子和汉人武装及其中的头目，这些人的汉族文化很大程度上深深的影响了蒙元的高层贵族以及文化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