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像

王丹誉:梁启超为何给政敌立传

近读中国言实出版社新版推出的梁启超著《李鸿章传》，深有别开生面之感。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溘然长逝。“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李公一生功过是非众说纷纭，天下鼎沸之际，急需一部公正的传记为其作盖棺定论，也给天下万民以交待，给千秋史册以烛照。

多种版本的《李鸿章传》应运而生，唯梁启超著《李鸿章传》独占鳌头，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成为日后《清史稿》等清史特别是晚清史书的重要来源。该书成功之处很多，主要是作者抓住了传主的李鸿章独特身份和传奇经历，能把传主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来观察，从而给其以人文关怀。作者从晚清中国政治与传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来破题开笔，“自同治元年以迄光绪二十七年，凡四十年间，李鸿章无一日不在要津。”四十年的中国风起云涌，皆与传主沉浮起落息息相关。正如作者所言“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因此，该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披阅全书，即阅尽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十年间中国政治的政治风云，领略晚清重臣李鸿章的风雨人生，更感悟到作者梁启超先生的天下家国情怀。

中国言实出版社版《李鸿章传》立体封面。

梁启超作此传出乎常人意料

作者在该书的《序例》第六条中记述：“著者与彼（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的确作者与传主，无论人生经历、阅历，还是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皆大相径庭。作者一生多艰，维新求变，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改良派。传主一生显赫，出将入相皆为力挽狂澜，终为“贤相良弼”。

以1901年作此为界，传主终年78岁，二人相差49岁，同世际遇29年。作者的当时的身份是清廷通缉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而传主则是最受朝廷倚重的肱股重臣。从人生经历看，作者青年时代追随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此书是他逋日第三年所作。后期，作者先在日推动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与袁世凯合作，担任袁政府司法总长等职；后来，又反袁称帝、批判张勋复辟，入阁段祺瑞政府。他还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而传主李鸿章比一介书生出身的作者的经历更复杂，阅历更丰富。他师从晚清重曾国藩，进士出身又投身湘军，在震压太平天国起家，先组建淮军，后兴办洋务，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北洋海军。特别是“戊戌变法”中，他虽出访督河，而他的北洋党羽袁世凯等却极力支持慈禧为首的后党，而打倒了梁启超等人拥护的光绪为首的帝党。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条约。因庚子之难（1900年）流落西安，尚未回銮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闻奏李鸿章去世，两宫“哭失声”，降旨颂功、晋爵、赠谥、立祠、礼葬，皆以人臣极礼，真可谓极尽哀荣。

反过来，又是在李鸿章代清政府签订最为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墨迹未干，全国一片唾骂“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之时，却是由梁启超来为其立传，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但是回过头来，如果审读任公（梁启超）毕生严谨为学治史，和他博大的天下家国胸怀，这又在情理之中。就连作者自己也认为此举是“取祸梨枣”，但作者更自信“合肥（李鸿章）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李鸿章像

梁启超是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的作品

“恨时日太促，行箧中无一书可供考证。”作者本人系朝廷通缉的要犯，“戊戌之变”事发突然，仓促出逃，亡命天涯，流亡海外，能随身所带者可以想像，真是没有能供查阅参考的任何资料。

再则从传主去逝之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七）到该书完稿之时（即作者于传前《序例》落款之时：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前后仅29天。即成书，正文12章、序例1篇、附录4篇，洋洋十余万言，波澜壮阔，大气磅礴。主要依靠作者博闻强记的天赋和严谨治学的功力而完成。

作者是在世人对李鸿章的唾骂声中，顶着重重压力，仗义执言，秉笔直书。因为作者认为“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其可也”“故誉满天下，未必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他这所以为李公作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对于世人所骂“丧权辱国”是李鸿章最主要的罪名。梁启超在传中则以史实替传主澄清。如在《马关条约》谈判中，李鸿章“辩论移时，不肯少让，乃更议暂搁停战之议”。李鸿章遇刺之后，日本天皇和全日臣民，深感愧疚，遂允许在以前无争议的协议上签字。作者在书中对此评述为“口舌所不能争者，藉一枪子之伤而得之。”就在遇刺的次日，有人看到沾满李鸿章鲜血的朝服，感叹道：“以此血报国也！”朝廷得知李鸿章遇刺，就派其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意在代理主持马关和谈。而李鸿章仍“虽创剧偃卧，犹口授机事”就连为他治病的医生都看不下去。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毕生力扶晚清将倾大厦而灯枯油尽的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撒手人寰。作者首先在传中客观地记录了传主的病因、大渐之因、死亡的直接原因。自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整两月，李鸿章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忧郁积劳，已乖常用度”。再则，“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益怒，或如病狂。”加上，连日以来俄国公使为签订《中俄密约》对奄奄一息的李鸿章仍横加恫吓逼迫，当听到徐寿朋（外务部左侍郎，李的议和助手）死讯，“遂以大渐”。可恨的是李公弥留之际——逝世前一小时，“俄使尚来促画押云”……如此种种终致李公“遂瞑焉长逝”。临终未尝口及家事，惟切齿曰：“可恨毓贤（满洲贵族，随慈禧、光绪逃往西安，后因贻误回銮被斩）误国至此！”又长吁：“两宫不肯回銮”。 从此中，可以真切感受到传主当时身心遭受的巨大痛苦和残酷折磨。

书中，还从细节之中讲述，传主励精图治“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雷厉风行“案无留牍，门无留宾”；每日五点即起，每晨必临《兰亭》百字的良好习惯，以及视洋人为市侩，“尤轻侮之”等细节皆令人耳目一新。

梁启超是把传主纳入历史时空中进行审视

作者在记录李鸿章出将入相，叱咤风云，突破了中国传统人物传记流行记事，不加论赞，而是大胆借鉴西方，记述其文治武功、内政外交、得意失意、功誉谤过、显赫投闲等多层面的立体展示。“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人读之知其为人。”在传中，作者特意把传主纳入历史时空中与历代同类人物、东西列强相将、师友同僚、敌人对手，皆逐一相比对得失，甚至用太后和皇帝对其评价，如此种种来全方位、多角度、跨时空讲述一个真实的李鸿章。

作者在该书《结论》章中，专门开一篇《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分别历代贤相名将，如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等，师友同僚如曾国藩、左宗堂、张之洞等，奸相权臣如秦桧、袁世凯，敌手李秀成、伊藤博文等，东西列强将相及至总统，如俾士麦、格兰斯顿、井伊直弼、爹亚士等人十六位历史人物比对得失，校正曲直。或以历史风云来评论“李、俾、格并称三雄”，“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士麦者，非谀词，则妄言耳”，或以国情评说“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中辈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特别是把传主与敌手李秀成作比，抛开其政治立场而言之“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作者也果敢断言“今日之群僚中，其资望才具，可以继鸿章之后者，舍袁殆难（得）其人也。”种种论断已被当日及日后的历史所逐一验证。

功过是非皆出史实真迹，并经作者悉心比对。此外，在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中，列举中国历代将相有姓名者三十人，名词指代者亦多处，皆与李比较。凡此种种作者皆信手拈来，让人读后不辩自白，泾渭自分。

因庚子之难流落在外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行在政府得电报（李鸿章死讯），深宫震悼。”次日接到的上谕中，高度评价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诚谋国，具有深衷。”并“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荩臣至意。”慈禧太后还称赞李鸿章“再造玄黄”，著赐帑银五千两治丧。在京师、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获此殊荣恩誉者整个清代267年间的所有汉族官员京师建祠者仅李公一例。

醒世警句，金玉良言，书中比比皆是。“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引用西方报纸评论“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大变动。”“今日朝廷二品以上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敢断言也。”

作者只所以传记李公是对中国历史的追思和未来的展望，“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结尾处，梁启超发出对李鸿章之后中国希望渺茫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