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不换将的情况下，廉颇面对秦国左庶长王龁的进攻也是屡战屡败，这才龟缩不出。根据比较公认的记载，王龁是在公元前261年4月进攻上党的，到公元前260年夏赵括接替廉颇，总共有1年2个月左右，都是王龁与廉颇对阵。而在相持阶段，一直是秦军保持攻势，而以野战著称的赵军却取守势，廉颇对于王龁就没有退兵之策，而当时双方的兵力都是20万左右。也就是说，廉颇对阵王龁都一筹莫展，更何况对抗白起。

赵王换将，固然有秦国实施反间计的因素，但根本原因是赵国缺粮，耗不下去了。赵虽然是在靠近本土的地方作战，但除了军力强之外，综合国力与秦相去甚远，特别是封建时代决定国力根本的农业相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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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是赵国土地远不如秦国肥沃，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秦的土地质量高，“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穀，地重，重为邪。”商鞅变法之后，秦又吞并了巴蜀，获得了广大的成都冲积平原这样的肥沃土地。而赵国的土地就比较差，其所拥有的适合耕种的土地是冀州的河北平原、山西大部分地区和河套地区。但山西除了太原盆地和大同盆地以外，其他地区都不适合大面积耕种。河套地区虽然能进行大面积农耕，但这里却是对匈奴作战的前线，而且开发较晚，农业生产也不行。后来赵国吞并的中山国土地就更贫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到“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婬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

原因二是秦国当时普及了牛耕，而赵国当时还是人耕，粮食产量、储备量高下立判。

原因三是秦国在变法之后，实行的是国家授田制，即普通庶民士伍只要在秦国立户，便可享有国家定期授予的田宅。土地不是私有财产，百姓对授田不得进行买卖、典质和抵押。并且秦督促百姓好好耕田，奖勤罚懒。秦国的土地制度保证了生产要素的最大集中和优化，又同时刺激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充盈了国库、限制了土地兼并。而赵国当时还是封建经济下的领主土地制度，土地大都集中在贵族手中，国家很难对粮食集中征收。长平之战时，赵国缺粮，却难以从本国贵族那里索取，只能向齐国借粮。

赵国当时有清醒之人，就是平阳君赵豹。当冯亭向赵私献上党郡时，赵孝成王和平原君都认为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必须要，但是平阳君赵豹却指出赵国的农业与秦国相差太大，不能为图利而引火烧身。《史记·赵世家》记载“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其政行，不可与为难，必勿受也。”事实证明赵豹的看法是正确的。

而在粮食向前线的运输方面，秦虽远却很顺畅，赵虽近却异常困难。《史记·秦本纪》记载“困赵长平，将请粟，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关中相望至长平。舫船载卒，一舫载50人，与3月之粮，下水而浮；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也就是说，秦国的补给线虽然看起来长，但船运成本很低而且快捷，路上消耗很少。据“云梦秦简”记载，一个秦军士兵一个月的口粮大概在40斤左右。由此推算，当时秦军每艘船能运3吨粮食。实际上，秦国于春秋时期就在渭河和黄河上设有大量船队。长平之战期间，秦军运送粮食、物资的船只从秦国雍城（今陕西风翔），通过渭河、黄河、汾河到达河内绛邑（今山西翼城）。所以，秦军在长平战役期间，一直不存在缺粮问题，而且粮食供应相当充足。再加上早在长平战役之前数十年，秦国就已经夺占了河西之地，建立了比较稳固的东进根据地。后来数十年的征伐，尤其是范睢的“远交近攻”之策，使秦国又相继出兵攻占了今河南、山西大片土地。因此，长平之战时期的秦军既能速战，也能持久。

至于长平之战的决战阶段，史料中存疑太多，比如秦到底是不是全国动员，现在就有很大质疑。史书记载的是“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这个河内，应该是指秦国新征服的河内郡，而不是黄河以西的秦本土。再如在决战开始后，白起以25000人切断从石长城出击的赵军退路，另5000骑兵遮绝留守石长城的赵军与出击的赵军主力之间的联系。这个实在是难以想象，冷兵器时代，25000人的兵力就能断40万赵军的退路。

秦军的伤亡数字疑问更大，赵军总兵力45万，竟能杀伤秦军30余万，自身只有5万伤亡，然而却冲不破2万多人的切后路秦军。如果这么凶悍，那么廉颇又何至于对王龁连连失败。更重要的是，从当时两国人口来看，秦约500万，赵约400万，双方要凑出百万规模的大军，而且还对峙数月乃至半年以上，不顾农耕，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之战（也称蓝田之战），楚军损失将领70余名、士兵8万，就已经元气大伤。公元前273年，魏赵联军与秦的华阳之战，魏军被歼10万，也是元气大伤。可想而知，赵何以先后凑出45万大军。同样，当时的秦要凑出60万大军也不可能。

此外，秦军对赵军的“坑杀”，《史记》的记载也和考古发现对不上。这点，之前就有学者，如钱穆等人提出过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