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评价李鸿章说“中堂勋业洋枪始”，而确实，当年李鸿章一到上海，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唯武器论者。

1863年淮军全面装备洋枪、洋炮，更改营制，于是军械供应成了一大难题。李鸿章开始意识到，买枪买炮不过一时之策，设局制造才是根本大计。李算过一笔账，一发12磅的英国普通炮弹，价值30两之多，一万发最劣等的铜帽子弹，也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朝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拱手让给洋人。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曾经在李鸿章的淮军里，当过教练的一个英国人叫马格里，他组织创建了苏州洋炮局，苏州洋炮局提供淮军的部分军火，这是当时唯一一个近代化的兵工厂。

苏州洋炮局以后呢，李鸿章又在上海成立了两个洋炮局，分别由副将韩殿甲和他自己的幕僚苏松太道丁日昌主持，这两个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一起统称为“炸弹三局”。

然而李鸿章奏响的洋务狂想曲，却触动了朝中守旧势力敏感的神经。一时间“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用夷变夏”等一顶顶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

再这样一种情况下，李鸿章把目光投到了恭亲王奕的身上，当时他是以“议政王”的身份，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观念是清政府的权贵当中，比较开通的一个人物。那么李鸿章也是想通过打通奕这样一条渠道，来推进他的现代化的建设。

1864年5月，李鸿章致函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对顽固派的指责反唇相讥，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李还进一步放言，中国欲自强，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生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特别是近代化的过程当中，他是起了开拓的、领先的，也可以说是带队的作用，这个领头羊的角色不好做，一个他要受来自传统的旧的势力的排外，另外他本身也有一个学习认识的过程，李鸿章在近代化的问题上，他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李鸿章明白，光靠打“口水仗”只能图个一时之快。因此早在京城的庙堂之上，还在为是否要引进西学而吵得不可开交时，李已经先下手为强，在他控制下的上海开展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