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以后，洋务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展开十年了，已经由“求强”阶段过渡到“求富”阶段，正当洋务运动积极引进西方科技，中国逐渐富强，眼看就要站起来时，一场奇灾席卷而来，几乎将中国毁灭。这场奇灾令清政府措手不及，当时清政府财政非常困难。

年仅四岁的光绪帝茫然地看着跪在大殿的朝臣，他听不懂他们口中深奥的词语，也不知道这场灾难对于清朝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在一九七五年，北方农民已经发现降水量在减少，不过他们心情乐观，认为明年就好了。各地官员忙着内斗和发财，没心思管农民的事，也没对灾情做出预警和防护，比如储水、存粮等，结果灾情来临，中国一片末日慌乱。

大旱持续了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波及苏北、皖北、川北地区，可怕的旱情让农田绝收，饿死的人越来越多，“白骨盈野”，几个市几乎成了空城。

在灾情刚发生的时候，人们用各种方式祈求祷告，希望天神能够降雨，山东某县知县以为自己治县不力，竟亲自戴上枷锁和脚镣，从官府一路跪到神庙叩头求雨，沿途百姓纷纷下跪求雨。

求着求着，大家膝盖跪破了，腿跪坏了，身体也垮了，嗓子也冒烟了，一天天过去了，始终没见一滴雨，庄稼在地里绝望地喘息着，拼尽全力想看这个世界最后一眼。然而灾情并没好转，北方有上千万人因饥饿而死去，一亿人受灾，河南山东的灾民疯狂地涌向其他城市，沿途乞讨。

在山西，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家庭在灾难中荡然无存，瘦弱的饥民没有站起来的力气，当时的情形是，既无可食之肉，也没有割其他人的肉吃的力气。

很多壮年的饥民，在可以领食物吃的路上，竟然倒地而死，手里的碗还在用最后的力气举着，想要获得食物，但却连吃的力气都没有了。

更可怕的是，一场瘟疫席卷而来，因为没有吃的，大家抵抗力都特别差，河南省十人九病，山西省死亡率竟达到百分之七十。

一八七九年，山西省大旱如故，但直鲁和陕甘地区已经开始降雨，虽然是很小的雨，然而也足够让河床重新有细流，干涸的土地开始滋润，枯木也泛起了绿意。

幸存的百姓以为获得一线生机，开始重建家园，结果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了，地震。地震先在甘肃发生，后来波及到其他地区，这场地震达八级，烈度十一级，灾难的严重程度可谓空前绝后。

瘟疫和地震将“丁戊奇灾”推到惨绝人寰的程度，受灾人数达一亿八千万到两亿三千万，人数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

清朝官员提起这场灾难，说是“大清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

在这场旷世奇灾中也有比较感人的事件，那是南方士绅和百姓对北方的援助。江南的士绅们在丁戊奇灾之际，亲自前往河南救灾。他们在路途中救助无数百姓，也亲眼看到在灾荒中人性的沦丧。妇女为了生存，竟然将小孩丢在路边，任他大哭。

江南士绅和清朝官员提出“保婴政策”，他们不希望有儿童在灾荒中被遗弃，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人性中的善。

丁戊奇灾的救济主要靠民间而不是清政府，因为清政府没钱了。值得一提的是，外国传教士也在积极赈灾，但是被河南人民抵制了，他们在山东部分地区赈灾取得成功。

南方各界积极捐款，主要用于开“粥厂”赈济灾民，是大清国收容灾民的主要方式，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救死”，二是“防流”，而且放流比救死重要，“救死”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流”。

南方士绅还积极救助儿童，他们将所见灾情绘制成图，比如《河南奇荒铁泪图》，在南方大量印刷，让更多人关注北方灾情。各地的助赈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士绅慷慨解囊，钱粮用处透明，不私吞公款，而北方清朝官员却侵吞赈济粮款，相比之下，人性优劣颇见分明。

由于南方士绅的义举，让很多北方人活命，三十万人因此得救，因此我们不得不说，在人性泯灭的黑暗时代，仍然有良知之光，照耀着中国。

在理解中国近代史变迁时，我们也要从江南视角中理解这场灾荒，南方并不仅仅是义赈，也有护住乡土的传统思想，因为如果不赈济北方，很多难民就会涌入江南，对江南本土的经济将会是一个很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