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时候，中国的边疆同时在内陆边疆和海上边疆都遇到了入侵，一方面是欧美资本主义不断从海上入侵中国，同时日本也在明治维新之后加速崛起，对中国威胁越来越大，俄国在东北和西北蚕食鲸吞，不断侵占中国领土，尤其是利用同治回乱之后新疆的复杂局势，在新疆支持阿古柏建立的分裂政权。

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海防论和塞方论的争论。海防论的代表是李鸿章，塞方论的代表是左宗棠。左宗棠时任陕甘总督，积极主张出兵新疆，消灭阿古柏势力，夺回新疆，而李鸿章一派则认为，新疆和东北北部都是无用之地，中国夺回来不但不能从那里获得多少收益，反而还要在之后花费很高的成本才能维持统治，中国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增强海防。

当时清朝正在进行洋务运动，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是其中的骨干，李鸿章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任上都办了一些近现代工业，左宗棠在兰州也办了一些兰州纺织局之类的近现代工业。不过，李鸿章在就任直隶总督之后，力主为了保卫海疆，提出大力建设北洋舰队。因为对北京的入侵主要都是从海上来的，对于经历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晚清来说，对这点体会很深，所以建设北洋舰队是非常必要的。

而当时在经历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后，东南财赋之区和中原腹地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正在恢复重建，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是比较糟糕的，比较紧张，加上各地都在办洋务运动，支出也比较大，让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就更显得捉襟见肘了。因此，塞方论和海防论的本质就是在争论，究竟应该把有限的财政资源优先用在什么地方，是先用来收复新疆，还是先用来建设北洋水师。

李鸿章和左宗棠都崛起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但李鸿章主要在江浙一带作战，后来调任直隶总督，左宗棠则主要在内地任职，后来调任西北出任陕甘总督。两人在朝廷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也都有各自的支持者。但相对来说，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和北洋水师对拱卫北京的作用更明显，而对西北边疆的研究和重视则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人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这次争论并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原因很简单，东南沿海的海疆和西北的内陆边疆确确实实都是面临着比较严重的直接威胁的，所以都需要重视，哪一个都不能放弃。但从清政府的角度看，相对而言，当然还是海防建设更加重要，因为北洋水师是直接拱卫京津地区的，而新疆本来就是边疆地区，得其民不足驱使，得其地不足增加财赋。所以，慈禧太后还是更倾向于同意李鸿章的主张的。

但慈禧太后也没有彻底放弃和新疆，在下最后决心之前，特地召左宗棠进京，当面谈了一次。最后的结论是，西北也很重要，不能放弃，新疆应该收复，但朝廷现在没那么多钱，收复新疆必须要另外筹措经费，而这个事情也只能由左宗棠自己想办法。这就是说，朝廷对左宗棠的支持仅限于同意出兵新疆，但经费需要左宗棠自己去筹措。反过来，如果筹措不到经费，这件事就只能先放一放了。

所以，左宗棠回到兰州之后，一方面是将督署迁到凉州，表明收复新疆的决心，铸造武器，秣马厉兵，简练士卒，为出兵新疆做准备，一面在陕甘地区发动商民捐款，筹措经费，但仍然没有筹措到足够的经费。最后，左宗棠想出来一个办法，也就是利用他控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向洋人的银行举债，充作军费，收复新疆后再逐步分期偿还。这当然是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以马上就借到了款，后来左宗棠也主要是用这笔款收复新疆的。

在收复新疆的时候，左宗棠制订的计划是先南后北，先消灭阿古柏的伪政权，夺回南疆，再相机北进，收复已经被俄国占领的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不过，在收复南疆之后不久，左宗棠就调走了，加上新疆筹措建省等事情，所以并没有马上驱逐侵占新疆领土的俄国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