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社会，色彩不但具有重要的伦理作用，还有法律功能

在传统中国社会，色彩不但具有重要的伦理作用，还具有令人称奇、慨叹的法律功能。以色彩褒扬善德，贬抑恶行，是中国民间的传统做法和司空见惯的色彩民俗的特点之一。

封建社会里，色彩可以褒扬“善德”，提倡人们应当仿效榜样。历代统治者都习用特定的色彩标示表彰有功之人。如，以所谓“正色”为权贵重臣扬善，既是封建王朝以颜色划分等级的一种手段，也是统治者拉拢、优待自己的部属、走卒的一贯做法。唐代，朝廷多次以“紫金鱼袋”等赏赐有功之臣。明、清两朝，均禁止民间用朱漆棺材，只许用黑漆、金漆或无漆的白板棺材；而皇帝或高官死后，却要用朱漆棺葬埋，这既体现他们高人一等的身份，也寓含着他们对社会有重要的贡献。越至近代，这一手段越是发展到极致。如，清代赏赐官阶低而有功之人在礼冠上饰物。“凡领侍卫府官、护军营、前锋营、火器营、銮仪卫满员五品以上者，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冠戴骋鸟蓝翎，以为辨别。”至于清廷对有功之臣赏穿黄马褂，是莫大的恩宠和荣誉，则更是众所周知。

近现代中国仍然还有以色彩褒扬善行的例子。如，闽南一带曾有这样的风俗：人死后，男者戴风兜，以等级的不同决定风兜颜色的差别秀才红色；非秀才的一般读书人蓝色；不识字者戴黑色。浙江台州地区，死者头上的帽子，规定秀才以上的才能戴红色，不是秀才的读书人戴蓝色，不识字的只能戴黑色。这种色彩习俗实际上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的反映。中国人尚红，秀才享受红色的待遇是对其功名地位的肯定。湖北英山，安徽霍山、潜山、太湖等地，民间做棺材一般将其外面漆成黑色，高寿且有名望的人可用红色。

用色彩贬抑恶行，首先体现在色彩在刑罚上的特殊作用。相传，尧舜为帝时，对犯法者不用肉刑，只是在服饰上以颜色添加标记，以示惩戒。这既是对犯法者的惩罚，又是对未犯法者的警戒。《尚书大传》说，古代罪犯服赭衣、杂屦、黑幪，旨在使人耻其行；在罪犯脸上刺上黑色花纹或文字，也是同一意思。这种以颜色为服饰之标记，或在脸上刺字、画像的习惯后世一直延续。汉时，有“黔首”之称，命犯人穿一种红褐色号衣，名“赭衣”；《汉书刑法志》有“奸邪并生，赭衣塞路”的记载。唐代，地方官李封对犯罪者“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巾以辱之”，并根据罪犯犯罪的轻重程度，决定裹几日为限，即“以日数为等，日满乃释”(唐封演《闻见录》)。宋时，有“打金印”的刑罚。《水浒》中，宋江、武松等皆曾受此惩罚，是历史真实的一种反映。

中国古有轻商的传统，商人社会地位低下。早在先秦之时，商人就被列为“贱类”，其卑贱身份甚至用“市籍”规定。秦代正式颁布了贱商的“七谪科”(指应受科罚的七种人)，坐店营业的商人为其一，从法律上极大地降低了商人的政治地位。汉承秦制，不仅承袭了“七谪科”，还以各种形式对商人进行人身侮辱。如：明文规定商人不得穿有花纹的丝绸衣服，不得乘车或骑马等等。

晋及南朝，贱商又出新招。为了表示轻视商人，须以服饰颜色标明其身份，使人见其服而知其奸。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以致白帖额、黑白履，黑白二色成了南方小商人的专有服色，走在路上，人们一眼就认出其为商人。这当然不是为了便于买主向其购物，而是贱商的一种奇特措施，可谓是侮辱至极。

用绿衣、绿头巾贬抑乐人和姐妓之夫，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盛行，视绿为耻也逐渐为社会认同，直到民国初年，仍有将犯人的头巾涂成绿色，以为惩罚侮辱的手段。至今，各地仍然以“戴绿帽子”贬损那些妻子与人通奸的丈夫。17世纪时，满族仍实行乡里制裁，有用锅底黑抹脸示众的习惯法。现代藏族一些部落仍保留前人传承的以色辱人的习俗。刑罚种类之一是耻辱忏悔刑。其中之一是涂黑脸，穿女儿装等。后文要谈的红与黑还将涉及这一功能，此不赞述。

以色辱人的刑罚在国外也有。如，今美国缅因、佛蒙、马萨诸塞罗德艾兰、新罕布什尔及康狄格6州，在17-18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英国殖民当局制定了性行为方面的严厉法规，以宣扬《圣经》上的有关教文，反对轻佻放荡。在罗德艾兰州及普利茅斯，对通奸者(主要是妇女一方)处以的刑罚之一是佩戴“红A”的耻辱标记。

美国学者乔治霍华德在其《婚姻制度史》第二卷中记述了1693年普利茅斯市政当局对一个通奸妇女的处罚：她被“缚在大车后面受鞭笞”，“然后在她左袖系上一个标记”，如果她外出时不带这个标记，就要用“灼热的烙铁烫她的脸”。这个标记就是“红A”—用红布剪制的字母“A”(或在布条上用红漆书写字母“A”)。1658年，戴“红A”的处罚被正式确认为普利茅斯的法律。1794年，马萨诸塞州也确认了这条法律。很快，这条法律传播到了英国在北美大陆的其他殖民地。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阅读我们下个故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