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与秦皇并列的汉武大帝，由于伟大，内容较多，分为两章论之。汉武帝能谥一个武字，他的功绩自然是军事，这留待下节讲述。本节虽然叫文治，实际上是杂述武帝有关军事以外的其他方面。

汉景帝一开始以刘荣为太子，时长公主刘嫖曾试图让自己的女儿阿娇成为皇太子妃，但遭到刘荣的母亲栗姬的拒绝，栗姬也因此得罪了长公主。经过一番宫斗，太子刘荣被废，贬为长江中游的临江王，远在山东海边的胶东王刘彻被册封为太子，即位后是为汉武帝，并娶了阿娇，有了“金屋藏娇”的故事。

之前的皇帝虽有记元，但没有年号，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还用得很过瘾，在位五十三年用了十一个年号。年号六年一改或四年一改，还是很有规律的，而且是根据当年的重大事件所做的纪念，如出土宝鼎的那一年定年号为“元鼎”，泰山封禅的那年改元“元封”，修订历法那年改元“太初”，征讨夷狄取得天下太平时改元“征和”，至于“元狩”可能就是捕获到珍稀野生动物吧。

汉武帝时期，黄河频繁泛滥，丞相田蚡的家产在北岸，而黄河向南岸泛滥，所以田蚡上书武帝说决口乃属天意，以人力勉强阻塞的话是逆天。由于汉武帝在位前期以抗击匈奴的军事目标为主，治水和战争都是要人要钱的，以汉王朝当时的国力不能兼顾，所以二十三年任由河水泛滥，不予彻底治理，黄河决口改道，夺淮入海，苦了南岸梁、楚之地的百姓。而南岸老百姓的苦难代价，则造就了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辉煌成就。元封元年（前110），对匈奴的战争已经初步宣告胜利，武帝自感功德圆满，于泰山封禅，途径黄河，看到河水滔滔泛滥，梁楚百姓深受其苦，加上朝廷已经不需要年年备战，国库能挤出余钱，遂决心治河，于元封二年（前109）堵住黄河决口，使河水复从旧道北行入海，自此才解了南岸百姓之苦。

武帝时期著名的太史公司马迁祖传记史，从周朝开始做史官，后来一度弃文从武，祖先司马错在秦惠王时灭蜀，司马靳和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坑杀四十万赵军。他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一朝前半期，直至元封元年任职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远比司马迁任太史令九年要长得多。天汉二年（前99），李陵被俘并投降匈奴，他本是被武帝寄予厚望的名门之后，此举给武帝打击极大，将李陵母、妻处死。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以欺君之罪处宫刑。本来按规定可以用赎刑，就是缴纳黄金来替代刑罚，但司马迁筹措不出这笔罚金。处刑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这是个宦官担任的职务，负责处理公众文书、诏敕，司马迁忍辱负重，但得以近距离接触武帝的私人空间，也接触到宫廷文书内档，《太史公书》最终是在其中书令任上著成的。由于中书令终究是个耻辱的职位，所以这本书就不叫“中书令书”了。

作为《太史公书》，对于李陵的投降行为肯定是多加辩解。东汉时班彪、班固所著《汉书》则将李陵和另一位被匈奴俘虏的人物——苏武做了对比。《汉书》赞扬苏武坚守臣节，而批评李陵投降是可耻行为，因为李陵虽是迫于弹尽粮绝而投降，但他在投降后取单于女儿为妻，着胡服，留匈奴发型，外观上彻底地匈奴化。当然，这些可能是李陵得知自己被灭门后破罐子破摔的行为。

秦汉王朝交替之际，历法却没有发生改变。秦朝以农历十月一日为元旦的历法仍被沿用。到了汉武帝后半期，制订了新的历法——太初历。历法不止是时间记录和农时的需要，而且是国家重器，修改历法是出于汉王朝需要对秦王朝进行否定，于是将自身定位为对上古夏王朝的复兴，也就是继承夏的正统性。太初历采用夏历，以正月一日为一年之始，该历自太初元年沿用至公元86年。

汉代使用一天一百刻制，一刻相当于十四分二十四秒。我们会发现日晷上有六十九个刻度，这是一百刻中的白天刻度，还有三十一个晚上的刻度，因为晚上没有太阳，只能借助夜漏计时器，即通过滴水，观察水中的浮标来计时。

前篇（秦篇之二大秦帝国）说到秦朝属水德，崇尚黑色和数字六。西汉一开始否定秦朝，所以他们直接继承于周，也是水德。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又根据五行相克说，土克水，所以汉朝将自己改属土德，崇尚黄色和数字五。由于大汉帝国的文治武功，中国人开始自我认同为“汉人”，与“汉人”、“汉”相关的文化记忆铭刻在我们灵魂之中。

再来说说经济。在此之前，汉代的钱币虽然效仿秦半两钱的形状和面额，但重量并不统一。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发行五铢钱，使面额和重量一致，自此后至唐高祖时期，沿用七百年。为了调控物价特别是谷物的价格，掌管财政的治粟都尉桑弘羊发挥了他作为商人之子的能力，在地方和中央分别设立均输官、平准官，专门在全国调配物资，以平抑物价。御史大夫张汤提出盐铁专卖政策，后来酒也禁止私营，作为国家敛财的一大法宝，为武帝无休止的战争筹备军饷。

与下章的武功对应，武帝需要一种新的统治理论。原来的执政指导思想是黄老之学，讲求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皇帝垂拱而治，将具体事情交给大臣。但武帝想有作为，想发动战争，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才能有相应的行政动力。虽然正统史论的观点是，从秦始皇大一统称帝开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但西汉这时候的皇帝还不是那么能“专制”。比如说，当年的窦老太后想要封后宫国戚为侯爵，景帝是个孝子，但他也不敢专断，他要找丞相商量。时任丞相祭出了高皇帝刘邦当年的誓言：“ 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以此回绝。景帝无奈，只能作罢。

这种事情还有很多，也就是说，武帝以前的皇帝，遇着大事还是要跟丞相等朝廷重臣商量着办的，不能自己说了算。但咱的武帝是要办大事的，要打匈奴，可不能让一帮大臣在明堂上辩论春秋，那是会贻误战机的。

当然，这也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上章讲到，汉景帝是在病中给刘彻提前举行成年礼的，也就是说刘彻继位的时候年龄还比较小，不能亲政，当时由太皇太后窦氏（也就是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的那个瞎老太太）把控朝局，大臣们具体办事，皇帝只是实习生。我们知道武帝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刚继位的时候他任用窦家的窦婴为丞相，舅舅田蚡为太尉，二人都是推崇儒家的，这让信奉黄老之学的窦老太太不高兴，很快就罢免了，改用许昌、庄青翟这两个道家学派的。直到窦老太太去世，许、庄二人被以操办太皇太后葬礼不力为由罢免，但这时候憋屈了几十年的武帝生母王太后站了出来，武帝又不得不任用舅舅田蚡为相。最后利用田、窦两家的矛盾，致窦婴弃市，田蚡病死，王太后失去外援不再过问朝政，武帝才真正雄起，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

为了避免这种被丞相等朝臣牵掣的局面，武帝就召集了一帮亲信作为参谋，对军机大事做决策，然后交由丞相他们去落实办理。因为亲信们要进宫里和皇帝商议，所以他们的小团体叫“内朝”（也称“中朝”），而丞相这帮人就变成了“外朝”，这就是内（中）外朝制度。这是一种加强皇权的措施，武帝要从丞相手中收回部分权力，自然会加深皇权和相权的对抗，终武帝一朝，拜相者一十三人，就有八人不得善终。

管见所及，不吝雅正！

作者：永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