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就是一个生动例证。

12月10日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东方网“红色之声”（ID：hszs1921）继续联合推出“改革开放亲历者说”系列口述报道。让我们再一次回望激情燃烧的岁月，循着历史车轮的印痕，感受上海腾飞的步伐，阅读上海改革开放亲历者们的记忆。

口 述：张家禾

采 访：陆其国

整 理：陆其国

时 间：2018年3月

张家禾，1956年5月生。虹口记忆传讲工作室首席传讲人，上海市党校党性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2017年度上海市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1984年起，任职于虹口区委党校，从事教学工作，2016年退休。2010年领衔开发了“多伦路街区的红色记忆”现场教学基地，被上海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认定为示范性党性教育基地，现已成为宣传红色文化、提高党性认识的重要阵地。

2018年5月16日上午，市委、市府在友谊会堂召开了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在命名表彰名单中，张家禾“在党的诞生地讲好红色故事”名列2017年度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之一。两周后，5月30日，在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联合召开的全市党委中心组学习和基层理论宣讲经验交流会上我又获表彰，被评为“2017年度上海市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

这些表彰是对我多年努力的肯定，也引起我对这些年经历的回忆。事情要从本世纪初说起，我作为虹口区委党校的一名教师，当时正面临着党校教学工作的一次重大转型。这次转型的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党校教学的重点发生变化。从党校本身的要求来说，教学工作的重点应该是轮训、培训党员领导干部和后备干部。

但由于十年文革造成我们的干部队伍学历普遍偏低，不能适应新时期党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所以当时党校系统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为干部补学历上，中央党校为此成立了函授学院，上海市委党校成立函授学院分院，上海各区县党校都成立了函授辅导站。当时函授学院的办班规模远远超过党校的主体班次，从工作量分配来说，党校教师尤其是我们基层党校教师的主要精力是在学历教育上的。到本世纪初，原有的干部学历该补的都补了，新提拔的干部按“四化”标准提拔，也不存在学历偏低的问题了，所以中央党校就逐步终止了函授教育。这样，我们基层党校教师的工作重点又回到干部轮训培训上。对已经解决学历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轮训培训，党性教育就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是当时已经出现很多新的教学形式，但就党校来说，教学形式还比较单一，就是传统的课堂教学，显得比较保守，所以当时党校教学形式的创新迫在眉睫。

我这个人天性就不喜欢墨守成规，生活中外出散步掉头往回走的时候，就不喜欢再沿着出来的路往回走，总想走一条不同的路。所以我非常愿意在教学形式创新上做些探索，用于党校的干部党性教育。当时党校系统上上下下比较倡导的是搞案例教学，但我考虑到作为一名基层党校教师所能拥有的各种资源和所受到的各种制约，感到还是搞现场教学比较合适。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考虑到虹口有丰富的红色资源。

作为一名资深虹口人，我是在虹口的红色文化熏陶下长大的。离我家不远处，就是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住在大陆新村的鲁迅，用自己手中的笔，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毛泽东评价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拐个弯再往前走，就是天通庵车站遗址。当年的天通庵车站，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战场，从1926年秋到1927年春，上海工人连续发动三次武装起义，屡败屡战，最后，工人们用自己手中数量极为有限的枪，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胜利。作为一名虹口人，我为虹口的这些红色历史感到自豪；而作为一名党校人，我意识到虹口的这些红色资源在党员干部党性教育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所以我在校内提出了发掘地域红色资源，开发现场教学课程的设想。但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党校系统现场教学课还非常之少，仅有的几堂现场教学课也是走访先进单位，学习先进典型、先进经验。你现在提出要带着党校的学员走在马路上边走边讲，用传统的眼光看怎么看也不像党校的一门课程，就很难得到大家的认可。不被大家认可，也就意味着这堂课即使做成了也进不了党校的教学计划。于是，我开始了等待，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那时，我已年近五十了。

终于，2010年这个时机等到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时机来得太偶然了，我总结这其中有“连续巧合”。第一个巧合就是某外区党校的领导恰巧住在虹口党校附近，他的车子就停在虹口党校的校园内，当时他们党校正在全市范围开发现场教学点，所以他首先就想到了虹口党校，要到虹口来开发现场教学点。正当双方约定时间外区党校领导准备来的时候，突然发生第二件巧合的事，虹口党校负责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摔伤了，本来说好的时间只能推迟改期。等到外区党校领导真正来的这天，又发生了第三个巧合，本应参与接待的虹口党校的教研室主任有事外出，于是校领导临时决定让我顶替他参加接待。那时正是世博会期间，我还在校门外的公交站点执勤，被直接叫到了接待的会场。会上，虹口党校的领导向外区党校领导介绍虹口区哪些地方适合搞现场教学，依照现场教学就是学习先进典型的惯例，重点推荐了虹口两个街道的先进经验，最后捎带提了一下多伦路文化名人街。谁知外区党校领导对虹口党校重点介绍的两个现场教学点并不感兴趣，而是对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多伦路是独一无二的。我猜测可能是他们觉得工作搞得好的街道他们那儿也有，而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资源是他们那儿没有的，所以更有价值。外区党校同志当场就询问：“有谁能现场讲解？”当时没人接话，全场哑然。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大胆毛遂自荐，说我能讲解。我抓住了契机，终于可以实现我多年的梦想了。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

承诺之后就得行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除了必须完成的本职工作外，我把全部精力都扑到了多伦路上。从干部党性教育需要和地域资源分布实际出发，我对“多伦路文化名人街”这个概念作了两点调整：一是把关键词从“文化”转换为“红色”，提出了“红色记忆”的概念；二是把范围从单一的多伦路延伸到其周边的山阴路、黄渡路、横浜路等几条马路，提出了“多伦路街区”的概念。两个概念相加，就成了我开发的现场教学项目的名称——“多伦路街区的红色记忆”。

当时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大量阅读资料。过往的研究成果都是按不同的领域分门别类撰写的，而我的研究对象是一个街区，历史上发生在多伦路街区的党的斗争涉及很多领域，各领域的单项研究成果众多，但没有一本著作是整体性、综合性介绍多伦路街区党的斗争史的，而且这一街区党的斗争又不是孤立的，它与整个上海党的斗争甚至全国范围党的斗争是有紧密联系的。除了党的斗争历史，为了使课程内容充实而生动，我还必须了解这一街区乃至整个上海的历史人文概况，比如街区行政隶属沿革、居民住宅建筑类型、当年市民生活水准等，所以我必须多方面查阅大量资料。因为我知道，讲课中历史的细节越真实、丰富，最后得出的结论就越容易让人信服。好在我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市委党校的图书馆对全市党校系统教师是开放的，而且一次可以借几十本书。那段时间我到市委党校开会或者办事，都是拉着拉杆箱去的，拉杆箱里装满了书。当时我的借阅量同市委党校自身的老师比，都是拔尖的，由此还意外获得了市委党校首届读书月的优秀读者奖，获奖者是可以自己选一本书作为奖品的，我选了本许倬云的《历史大脉络》。另外我还去虹口区文史馆、区档案馆，查阅相关历史资料。

大量查阅资料让我有许多意外的收获。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一位日本籍的中共党员、中共上海情报科战略情报员中西功就居住在山阴路，他的一个重大情报贡献就是准确地预判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但在当时虹口区编写的各类资料书中基本看不到对他的记载，他的旧居门前也无任何标志。我通过查阅方知达撰写的《太平洋战争的警号》一书，了解到中西功的很多情况。方知达是一位老资格的情报人员，为这本书作序的又是情报工作部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罗青长，所以这本书提供的情况就比较可信，为我的课程开发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山阴路上的鲁迅故居

我还通过另一条途径收集资料，就是走访这一街区的居民，通过他们了解更多有关这里的历史。山阴路有位居民叫王凤青，出于对鲁迅的敬仰住到了鲁迅故居隔壁一条弄堂里，他对这里的历史文化有很浓厚的兴趣，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挖掘、考证曾经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名人资料，拍摄了大量名人故居的照片，编撰过《鲁迅在虹口的足迹》等多本书籍，曾被多家媒体报道过。我就自掏腰包买了瓜果登门拜访，虚心向老人请教，有人曾问我，这是工作上的事为什么要自掏腰包？而我就通过这样的走访，来了解他们那里是不是还有我没掌握的资料，核实自己掌握的资料是不是已经穷尽了。

在查阅资料中还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党组织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活动，年代跨度很大，资料来源不一，对同一事件、同一地点的说法常有差异，甚至互相矛盾。因此要在资料与资料、资料与现场之间进行反复比对，分析鉴别，尽可能找出最权威的资料、最可信的说法，对一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避免在实际教学中以讹传讹。

了解掌握了大量文字资料后，就要到现场考察核实。对于涉及历史的现场教学来说，找对、找准现场是关键。针对相关资料上查到的线索，及时前往现场进行核实，一要看文献记载的那些建筑还在不在、保存状况如何、周边环境如何，二要看那些历史遗迹相互间的空间关系。所以当时我每在文字资料上查到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地址，立马就到现场考察核实。好在我家住欧阳路，离多伦路街区很近，去一次也很方便，其中有一段时间正是高温酷暑天，我也冒着酷暑往现场跑。

天道酬勤，到了现场又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举个例子，虹口有两座住宅建筑很有名，一座俗称“白公馆”，门牌号是多伦路210号；另一座俗称“汤公馆”，门牌号四川北路2023弄35号。如果单看文字资料，就会觉得白公馆在我们设定的教学基地范围内，而汤公馆在这个范围之外。可偏偏白公馆没故事，有故事的是汤公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高官陈仪被我地下党策反，然后又去策反汤恩伯但被汤恩伯出卖，这事就发生在这房子里，但这房子不在教学基地范围内就没法成为教学资源。到了现场一看，原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汤公馆、白公馆是紧挨着的，现场教学完全可以用。再举个例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3位年轻的左翼作家沙汀、艾芜、周立波都曾住秦关路44弄，这三位后来都成了著名作家，他们当年住过的秦关路从字面看本不在我们的教学基地范围内，可到现场一看，秦关路的44弄就在横浜路边上，又成了可用资源。

考察核实以后就是决定取舍。当时最困难、最纠结的一个抉择就是横浜路的景云里。景云里是鲁迅到上海后的第一处住所。鲁迅1927年10月3号来到上海，当时还没有打算在上海落户，先就住在旅馆里，而当他决定定居上海后，10月8号就住进了景云里，鲁迅与许广平结合就是从景云里开始的，许广平有篇文章《景云深处是吾家》中的“景云”指的就是这儿。在景云里一条30米长的支弄两侧，几乎同时住过6位文化名人——鲁迅、茅盾、叶圣陶、冯雪峰、柔石、周建人，柔石在这儿创作了《二月》，叶圣陶在这儿创作了《倪焕之》，茅盾作为一位小说家的起步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文化名人如此密集，在全市乃至全国恐怕都很少见。但最后考虑到去景云里要走一段来回路，不利于控制教学时间；况且与教学主题的关联度不是太大，而忍痛割爱了。

掌握第一手资料后，如何设计现场教学的行进线路就成了关键：以哪儿为起点？沿着什么路线前行？终点设在哪儿？怎样尽可能把这一街区已有的纪念场馆纳入现场教学线路中？教学点之间怎样排列组合最贴近城市斗争的历史进程，同时又最吻合教学课程的逻辑结构？整堂课的时间如何控制？……针对这些问题，反复研究、调整，不断提高线路设计的合理性，使整个教学布局符合认识规律和教学规律。从踏勘定位到设计线路，我前往现场不下五、六十次。最后我设计的教学线路是以山阴路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为起点，然后沿着山阴路一路往北，穿过四川北路到达多伦路，然后折返到黄渡路，以李白烈士故居为终点。

现场教学不能等同于旅游，我也不是导游，我必须体现出这是党校的一堂课，必须有个教学主题。根据这一街区红色资源的特点，同时也为了与井冈山、延安等国内著名的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相区别，我为“多伦路街区的红色记忆”这堂现场教学课设定的教学主题就是“白色恐怖下党的城市斗争”。

在这个教学主题下，我把教学内容设计为三大板块：

一是党的领导机关、领导人的活动；二是文化战线的斗争；三是隐蔽战线的斗争。

第一板块党的领导机关、领导人活动主要由两个现场教学点构成，一是山阴路上的恒丰里，二是多伦路上的赵世炎旧居。在大革命时期，1926年至1927年，中共上海区委机关就在恒丰里，那时的上海区委领导着江、浙、皖三省包括上海的党组织，区委书记先后是罗亦农和陈延年。中共五大以后上海区委撤销，在上海成立了江苏省委，陈延年是江苏省委第一任书记，省委机关仍然在恒丰里。根据当时党章的规定，省委所在城市不另设市委，所以江苏省委实际上同时也就是上海市委。陈延年就是在恒丰里被捕的。陈延年被捕后，赵世炎担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但不久就在家中被捕。在赵世炎旧居的门前，我们体验到了最严格意义上的“前仆后继”，中共江苏省委的第一任书记和第二任书记，被捕仅仅只隔了6天，牺牲也只隔了15天。

第二板块文化战线斗争主要也有两个现场教学点，一是山阴路上的“左翼三角”，二是多伦路上的左联会址纪念馆。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三位重量级人物鲁迅、瞿秋白、茅盾都曾住山阴路，他们三人的住所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所以我给起了个名，叫做“左翼三角”。左联成立大会是在多伦路召开的。毛泽东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深长思之”四字，是毛泽东对左翼文化运动斗争精神、历史功绩的一个高度肯定。

第三板块隐蔽战线斗争同样也有两个主要教学点，一是山阴路上的中西功旧居，二是黄渡路上李白烈士故居。中西功是日本人，但他是中共正式党员、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战略情报员，他最大的情报贡献就是准确预判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间。李白是在黄渡路被捕的，从被捕到牺牲共四个多月时间，他身受30多种酷刑，指甲是被一个个拔去的，坐老虎凳双腿都被折断了，但李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承受了这一切，保守了党的秘密，保证了备用电台的安全。以上这些，就形成了我现场教学的主体内容。

最后在李白烈士故居门前，我要做一个教学小结，就是把我前面讲的三大板块内容再进行提炼，把党性教育的内容提炼出来，强调党性是我们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而在城市斗争当中，因为城市斗争的特殊性，对党性又有特殊要求。罗亦农、陈延年、赵世炎、李白这些在多伦路街区奋斗过的共产党员，都入选了2009年由11个中央级部门联合评出的“双百人物”。我就从城市斗争特殊性这个角度来讲这批共产党员身上的党性的光辉。这样，这堂现场教学课就基本成型了。

等了多年才等来的一个契机，我一定要用好用足。2010年恰逢市委党校举行两年一届的全市党校系统专题课教学竞赛。这竞赛主要面向中青年教师，本来与我无关，但为了让这堂课尽快成熟起来，我主动报名参赛。我的对手中有市委党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市委党校教师讲课机会很多，他们带着已经讲得很成熟的课前来参赛，而我这堂课一次都没讲过。况且当时我在虹口党校带教的一位年轻教师也报名参赛了，师徒俩同时参赛，如果他得奖了而我一无所获，是很丢面子的。但为了这堂课能够尽快做好做精，做成品牌，我抛开杂念，专心准备。教案一遍遍地修改，在家一遍遍地操练。最后，经过初赛、复赛两轮比拼，我终于在数十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这次竞赛唯一的一等奖。多年的等待，几个月的辛劳，终于结出了硕果。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接待了包括上海市委党校局级班在内的几千名干教学员，以及包括东方卫视在内的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活动。我们在马路边上边走边讲，被称为“行走的党课”。

△多伦路教学基地现场讲课

2016年5月，我面临着退休。由于多伦路街区这个现场教学项目已经形成品牌，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有关方面都希望我能把这堂课继续讲下去。在这个背景下，我筹建并运行了自己的工作室。恰逢虹口区委当时提出“虹口记忆”工程的任务，所以我就把自己工作室的名称定为“张家禾虹口记忆传讲工作室”。由于我们是在马路边讲课，为了保证每位听课者都能听清，同时又不影响其他路人，我们给每位听课者配有远程耳机，与我使用的发射器同步连线。以前在职时讲课用的是单位的设备，现在自己运作工作室了，我自费购置了全套教学设备。

工作室运行两年来，得到区内方方面面的关心和支持。区委主要领导直接关心鼓励，都专程到教学现场来过；区委党校提供工作室办公地点；区文史馆提供现场教学的教学场所；区委宣传部为工作室宣传造势，包括拍微电影《传薪者》，微电影取名“传薪者”，寓意虹口的红色文化要薪火传承。这部以我为原型并由我本人主演的微电影，获得第四届上海市民微电影节“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专题奖。张家禾虹口记忆传讲工作室也被区委宣传部评定为2017年度虹口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十大品牌”之一。

两年来，我现场讲课约150余场，加上以前的总讲授场次已达400场左右，听课人数一万多人次。这堂现场教学课的影响力正走出上海向全国范围辐射，像北京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华女子学院，石家庄的中国邮政党校，重庆的渝北区委党校，江西的萍乡市委党校，江苏的省委党校青干院，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地铁集团、南京秦淮区委党校、玄武区委党校等单位都纷至沓来。

另一方面，在我的带动下讲课者的队伍也在扩大，上海市委党校、虹口区委党校都有中青年骨干教师按照我设计的教学线路、教学内容讲授这堂现场教学课。

红色文化是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要成为虹口乃至整个上海红色文化的传讲人，我视它为自己终身的使命。

来源：东方网-红色之声（ID：hszs1921）

编辑：董俊成

审稿：钱程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