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继短命的隋王朝而建立，唐初期统治者力图从前朝的兴盛衰亡中总结经验教训，来巩固新政权。唐朝统治者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采取一系列举措，也非常重视史学的总结，史学独具的鉴戒特点被重视，以此来为政权的巩固和延续服务。唐高祖时期，颁布《命萧璃等修六代史诏》，命令萧璃等修魏、齐、周、梁、陈、隋六代史，但由于“萧璃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罢”，唐高祖诏修“六代史”的计划未始而终。太宗时期，唐王朝进入贞观之治的兴盛时期，李世民与开国大臣十分看重如何巩固打下的江山，他“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

贞观三年（629），太宗下令设置秘书内省，来专修五代史，开启了唐代官修前代史的局面，不久太宗贞观二十年（646），下诏修《晋书》，唐太宗本人亲自为宣帝、武帝、陆机、王羲之写史论。唐初《晋书》的修撰，为唐人评价两晋政治做出了准则，以儒家思想的“忠君、孝道”作为评价两晋政治人物、事件的标准。例如：针对“桓温北伐”的评价，唐代史学家把桓温列入“叛臣传”，主要从对晋室的忠奸立论，贬斥桓温的个人野心。对废曹立晋的功臣何曾的评价，唐太宗不是从何曾奢侈、性孝的角度评价他，而是站在一个帝王的视角认为他作为人臣“不忠”且“罪大”。“帝王兴运，必侯股肮之力”，唐太宗作为一个夺天下、治天下的帝王，批评作为重臣的何曾不能规谏武帝，是有罪的，这与唐人忠君思想有密切关系。

贞观时，唐太宗下诏实施分封：“周武定业，月乍茅土于子弟；汉高受命，誓带砺于功臣。岂止重亲贤之地，崇其典礼，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晋已降，事不师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实。非所谓作屏王室，永固无穷者也。隋氏之季，四海沸腾，联运属殷忧，勘剪多难。”‘唐太宗表示分封制度不仅能保证亲朋权臣的地位，也是推崇宗法制度礼仪的表现，更是巩固国家政权根基的需要。唐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以周封子弟，八百余年，秦罢诸侯，二世而灭，吕后欲危刘氏，终赖宗室获安，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他认为西周分封宗室子弟，王位就传袭了八百多年，可见封国是子孙绵延的长久之计。

针对分封制度，在贞观初期，唐人围绕唐太宗力图重拾分封而展开讨论。其中学者多以西晋的分封制为例证，认为西晋武帝统一初期，恢复秦汉的分封制，分封同姓诸侯，并不断扩大宗室诸侯的权利，实质上分封诸侯的制度名存实亡，没有起到巩固王室，永保江山的作用。马周认为封国导致后代易骄奢，不仅使百姓不得安居乐业，反而使国家蒙受它带来的恶果。他认为西晋时期的分封制度，导致了八工之乱的局面，造成了政权灭亡的结果，他还提出了分封必须要量才而行封赏。最终唐太宗的分封计划，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反对声中，无疾而终。在这次的反复讨论中，史学家和政治家从西晋失败的历史中，总结了经验教训，给唐代政治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唐中期以后，历经安史之乱，政治经济由盛转衰，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严重。从当时中央与地方藩镇对立的时局出发，唐代学者以西晋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审视现实，为唐后期与藩镇割据的斗争提供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杜佑认为西晋借鉴前朝教训，但是矫枉过正，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加速了王朝的衰亡：“曹魏剪弱藩戚，未几覆亡。晋室分兵八王，致乱尤速。晋以魏公族微弱，神器易迁，故委兵诸王，未几迭相攻伐，遂亡天下，所谓矫枉过当，其败愈速也。”他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郡县”代替“分封”的进步性。杜佑也提到贞观十一年“朝议封建，李百药盛陈不可，马周继言之，遂止”。说明分封制唐代大多数人并不看好。

唐朝面对这样的民族形势，贞观四年（630），唐太宗诏令讨论安定边境的政策。魏微以西晋对待少数民族的失败经历为前车之鉴，认为突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主张纵还“故土”，不接受其降附。这样，可“以绝乱阶”，避免重蹈西晋时允许“胡”人内徙，酿成中原大战的覆辙。另外，唐代主张人一统的政治形势，因此在对待民族问题上，多反对逞私欲、好攻伐，主张各民族之间相安共处。唐太宗反对自恃兵力强盛就使用武力的好战之人，以西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为鉴戒。

唐人很多人主张无为而治，反对崇尚武力，这样反而更能稳定江山。尤其是经历了唐初期的民族征伐战争，唐代后期多以民族战争劳民伤财为现实依据，用历史事实为前车之鉴，来提醒唐代统治者在不屈从夷狄的前提下，主张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综上，唐代学者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是否遵循社会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评价两晋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为提倡忠君思想提供经验基础。结合唐代现实形势，对两晋基本政治制度作出的评价，成为唐代制定政治制度的历史借鉴。这些体现了唐代史学的进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