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有互补互利的经济基础，南北经济文化各有特点，游牧经济具有单一性的特点，这种经济，从本身讲，是一种相当不完整和单一的自然经济。生活资料相当缺乏，与之相应的内部的商业交换也很不发达。而牲畜被看作是一种财富，一种与内地进行物质交换的产品，牲畜的多少作为自己的生活的保障，来换取中原定居地区民众的产品，成为游牧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

一、贡赐贸易。朝贡是周边民族向中原王朝表示称臣，得到中原王朝的信任并获得丰厚的赏赐，同时以此扩大自身势力，稳固在当地统治并扩大影响。对中原王朝来说，“九州岛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宝为贽。汉以来，济以威信，魏晋之后，或朝或绝，策书所记，昭然可见。要荒之外，羁縻不绝。”也有利于满足统治者其大国虚荣心，取得政治上的名分和秩序，双方各取所需。

唐朝建立后，随着实力的扩大，在周边地区设置羁縻州安置内属和归附的部落。唐初期，契丹族各部归附唐朝，唐太宗时期在其居住区设置松漠都督府，隶属于营州都督管辖。唐政府任用少数民族的首领世袭担任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县令，但是享有世袭官爵的同时，边疆民族首领须向朝廷履行诸多封建义务。朝贡是契丹对唐朝廷承担的一项重要的义务，唐朝对羁糜府州税务的征收，是适当照顾的，规定羁縻府州“虽贡赋版籍，但是多不上户部。”朝贡只是进贡地方土产，而且朝廷回赐往往要多于贡品，且为边远地区所需物品，以满足其生活要求。塞外各部族“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帅悉授大官，禄厚位尊。”明确说明当时边疆民族所得到的回赐远远多于其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物品价值。

当时契丹族向唐朝的朝贡，以及唐朝皇帝对契丹民族首领或使者的赏赐，是唐朝和契丹族之间经济交流的主要途径，契丹族向唐朝的朝贡或唐朝对边疆民族的赏赐都是通过互派使者完成的。契丹在向唐朝朝贡的过程中携带有大量的方物，即本民族地区的地方特产，这些物产、物种、工艺品等传入中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在契丹族向唐朝贡献方物的同时，唐朝也不断地对契丹族进行赏赐，而且赏赐的规模也很可观，种类主要是中原的物产和中原传统的手工业产品，以及官员的用品等物。

契丹在唐高祖时期就开始纳贡，也就是唐朝刚刚建立不久，就与唐王朝进行联系，高祖时朝贡二次，此时，契丹部依然受突厥控制，尽管朝贡唐朝，有时候在突厥带领下，对唐朝边境还不时进行骚扰。根据有关记载统计，契丹向唐朝各时期总共朝贡了九十余次。

贡赐物品。从契丹朝贡唐朝物品来看，主要是马匹、丰貂以及地方特产；唐王朝的回赐品乃多为丝絹、布、衣服等生活用品。契丹族作为游牧民族，其主要物产就是各种畜产品，这是由其居地环境决定的。契丹处松漠之间，从事以牧业为主，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而且马对于契丹人来说非常重要：“马逐水草，人仰湮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

在北魏的时候各部就“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逐求为常，皆得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贡献不绝。”随着畜牧和渔猎获得物的增多，他们开始向中原朝贡，并通过互市与中原进行物质交换。而整个唐朝对马匹的需求都是很迫切的，在唐初，要武力平定隋末以来的割据势力，同时还要抵抗北方强大的东突厥的侵犯，需要强大的骑兵部队，刚刚建立的唐王朝马匹奇缺；唐玄宗时期，国库富裕，国力强盛，唐玄宗又开拓边疆，与西面的吐蕃军事战争不断，也急需提供优良的战马；安史之乱后，唐政府一直想重振国威，平定藩镇割据的状态，也需求大量的马匹；当时与回鹘互市交易，唐政府用国内的绢布换取回鹘的战马，但是，回鹘人总是把劣质的瘦弱的马匹提供给唐政府，使唐朝对此非常无奈，而“契丹马。其马极曲。形小于突厥马。能驰走林木间。”

因此，唐王朝对马匹的供奉都是很重视的，每当契丹朝贡马匹，唐政府就大加赏赐，开元七年四月，契丹松漠都督李娑固遣使献马十匹，“帝以其远蕃修贡，加宴劳，赐锦彩五百疋。”契丹与唐的贡赐贸易中，通过朝贡马匹能够得到唐王朝的优厚回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