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隋炀帝建构大一统，朝臣在大一统思想上，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由于隋朝存续仅三十八年，加之隋炀帝全面继承了文帝所建的基业，故而炀帝近乎全面沿用了其父任用的朝中官员，没有大规模的人事变更。在隋炀帝时期，其朝臣也在他“大一统”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实践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隋炀帝以晋王身份领兵平陈是他皇子时期的重要功绩，而这一过程中，文臣的殚精竭虑和武将的上阵杀敌是隋军得以迅速平陈的关键。尚书左仆射高领为晋王元帅长史, 右仆射王韶为司马, 共同参与军机，高熲“强明”又“习兵事, 多计略”，向为文帝所倚重，故而平陈一事“以颎为元帅长史，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颎”。

王韶则“帅师趣河阳, 与大军会。既至寿阳, 与高熲支度军机, 无所拥滞”，协助杨广建立不世之功。除上述几人外，李德林的策略也格外受重视，大军南下前隋文帝曾叮嘱高熲：“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韩擒虎、贺若弼等人也在平陈过程中作用显著。杨坚曾几次下优诏肯定二人的功绩：“此二公者，深谋大略，东南逋寇，朕本委之，静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数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业，天下盛事，何用过此！闻以欣然，实深庆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申国威于万里，宣朝化于一隅，使东南之民俱出汤火，数百年寇旬日廓清，专是公之功也。高名塞于宇宙，盛业光于天壤，逖听前古，罕闻其匹。

班师凯入，诚知非远，相思之甚，寸阴若岁。”《隋书》也对此二人的评价甚高：“高祖爰应千龄，将一函夏。贺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长策，韩擒奋发，贾馀勇以争先，势甚疾雷，锋逾骇电。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诸天道，或时有废兴，考之人謀，实二臣之力。” 众多能臣的谋划和征战叠加，使平陈战争迅速完成，成就了隋炀帝的“平陈之功”，更有他后来坐镇南方十年所积累的政治资本和势力。故文帝道：“晋王以幼稚出藩, 遂能克平吴、越, 绥静江湖, 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

其次，大臣们继续自发地进行“大一统”理论构建。在《西域图记》中，裴矩撰写的序中有“皇上应天育物，无隔华夷”和“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两句，直接体现了裴矩的跨民族、跨华夷的“大一统”思想，而隋炀帝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可以看出裴矩存有“大一统”之思想，且这一思想对隋炀帝大有启发，暗合了他内心的筹划和想法。段文振也在针对北夷的策略问题上有深刻见解，他在炀帝即位之初便有本上奏：“臣闻古者远不间近，夷不乱华，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筑城万里，盖远图良算，弗可忘也

窃见国家容受启民，资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计，窃又未按。何则？夷狄之性，无亲而贪，弱则归投，强则反噬，盖其本心也。臣学非博览，不能远见，且闻晋朝刘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验，众所共知。以臣量之，必为国患。如臣之计，以时喻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乃万岁之长策也。”最后，当国家内部出现危机时，许多朝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隋的统一，甚至为了国家一统而以身殉国。杨谅谋反时，皇甫诞力谏杨谅应当“守臣子之节”，不应叛乱，遭到杨谅“怒而囚之”。

后豆卢毓搭救皇甫诞，两人密谋“闭城拒谅”，但被杨谅破城，最终“抗节而遇害”。隋末天下倾颓之时，独孤盛为保护隋炀帝，仅带领“左右十余人”拒宇文化及之兵，“为乱兵所杀”。《隋书》称他们“临危不顾，视死如归”，“甘就菹醢之诛，以徇忠贞之节。虽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然视彼苟免之徒，贯三光而洞九泉矣”。这些人在国家危难之际尽人臣之节，为维护国家的稳定与统一而力战，不仅成为了隋末离乱的最后防线，也成为了后世楷模，为后世帝王所褒奖，唐高宗曾下优诏于他们，诏中称：“隋仪同三司豆卢毓，御史中丞游楚客等，并门挺忠鲠，其子孙各宜甄擢。”

隋文帝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任务, 却没有有效地巩固“统一”局面，为了国家的正常发展，抚平长久以来南北分裂所造成的民族裂痕，中原混战后元气大伤而带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虎视眈眈，隋炀帝的任期使命天然性地带有需要建立“大一统”帝国这一任务。在隋文帝天下秩序构建的基础上，受隋臣言行和国运变迁两方面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下，隋炀帝“大一统”思想最终构建完成。这一思想牵持个人信仰，使他认为“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因此“成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理想成为关乎隋炀帝生命意义的最高追求，最终上升至国家的意识形态，驱使他迫切渴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合几代君主之力、倾盛世之国力方能成就的“大业”，像秦皇汉武一样，做到四海归一，天下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