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隋炀帝修建大运河，还是为了战争的理念？还是有着多重政策理念？

帝国已有新的“心脏”，四通八达的“血管”也同样必不可少。作为新都城的重要交通配套，史学家普遍将开凿运河的动机简单概括为隋炀帝意图下江南赏琼花美人。近代学者张昆河说：“按理言之，实皆有利于国家民生，然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且操之过急，民力疲弊，遂为亡国之虐症矣。”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普遍对其动机评价趋为公允。李筑《隋炀帝于大运河的开凿》认为开凿运河是为了“巡历淮海、“安辑河北”。梁克敏《关于唐人对隋炀帝的评价》也总结开运河是为达到改变“关河重阻，无由自达”的状况，达到上下“协同归心”的政治目的。

运河工程先是“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完成运河的南段，后“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引沁水南连于河，北通涿郡”，完成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史书中虽对隋运河的修建方式和过程没有记载，除了对征调的役丁有所记载，仅提及阎毗为运河北段负责人，在施工过程中“督其役”。但是《元史》详细记录了为解决通惠河旧址淤塞问题的方案，可引为对比：“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翁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通惠河全长仅“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为引一处活水便已如此复杂，而隋运河地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流经之处山川河谷相间，南至杭州，北达北京，全长约2700公里，在没有大型机械设施和先进技术支持的时代，工程量之大，施工难度之高，远在通惠河之上。

总体上看，隋炀帝大规模造运河有着多重的政治目的。为了战争物资补给，为了连通南北加强统治，为了赋税钱粮运输，为了促进商贸都是他考虑的重点，但是“出于帝王游幸之私意”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隋运河对后世贡献也颇大。北宋开国时，由于军权收归中央，需要大量粮食以供养军队，所以虽然明知道汴梁地势过于平坦、易攻难守，不是国都的最佳选择，但是迫于运输的压力，宋太祖还是选择了座落于运河上的这个城市，汴河也因此成为北宋的“建国之本”，成为迁就漕运而建的首都。每年清明前后，江淮漕船衔尾入汴，造就了《清明上河图》中绘制的盛景。

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陆运代价高昂，而船运则相对低廉。例如以宋代为参考：“对于官方雇佣的民间船只，运输费在法令中有明文规定：‘支地里脚钱者，依《图经》，每一百里，陆路一百文；水路，溯流三十文，顺流一十文。’船运价格比车运便宜得多。”在隋运河的使用期间，无疑节省下了巨额的运输费。李白的《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写道：“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诗中所凿的新河并不是隋运河，而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另一条名不见史书的小运河，据《唐会要》记载，开元年间润州刺史齐瀚上书建议：“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无风水灾，又减租脚钱，岁收利百亿。”长仅二十五里的运河就能“岁收百亿”，可以想象全程两千七百公里的隋运河带来的好处有多么巨大。

中国历史上，南北方人口分布随着朝代更迭而改变。黄河流域，大量人口聚居、繁衍生息。秦汉时期，南方腹地尚未开发，人口聚居在黄河流域。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不断，大批北方人士南渡，南方人口持续增长，但隋炀帝大业初期做人口普查时，南方人口还是无法与北方人口相比。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全国在籍人口八百九十万户，其中南方大约是两百一十万户，只有北方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隋炀帝将历代的沟渠和运河凿通，连接成隋朝大运河，促进了南北方人口分布的大洗牌。之后到唐天宝年间的百余年间，南方人口增长迅速，安史之乱前北方比南方的人口稍多，几乎已经旗鼓相当，而安史之乱则使人口南北分布再次大洗牌，到唐末宋初，北方与南方人口比例历史性逆转为2:3，之后南方一直保持着经济重心的地位。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连通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其由南而被的开通与贯穿，一方面体现了隋炀帝为“一统”所做的宏观布局与切实努力；另一方面，隋炀帝人工填补了中国南北走向水系的空白，大运河与自然地理固有的长江、黄河相互交织，以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贯通水系将中原串联为一体，从地理上已使统一变成可能。所以说。大运河既是隋炀帝“大一统”理念的形象展示，也是施行“大一统”决心的理性昭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