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孝武帝死后，魏文帝继位，关陇政权内部斗争的延续

孝武帝死后，元宝炬继位，即西魏文帝。这位早年性格刚强，曾公开殴打辱骂高欢亲信高隆之的皇帝，“及跻大位，权归周室。尝登逍遥观望嵯峨山，因谓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脱屐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储宫，寻山饵药，不能一日万机也。’”西魏文帝在位十七年，始终与宇文泰保持着和谐的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西魏文帝与宇文泰“志同道合”，更不能说明关陇士人放弃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梦想。

东西魏对峙之初，双方交战频繁。东魏势力较强，西魏处境艰难，关陇政权所依赖的主要是北镇出身的将领。关陇河东人士作为地方豪族，主要承担非主力战场的防御工作，如《周书王罴传》载：“沙苑之役，齐神武士马甚盛。太祖以华州冲要，遣使劳罴，令加守备。罴语使人曰：‘老罴当道卧，姮子安得过！’太祖闻而壮之。及齐神武至城下，谓罴曰：‘何不早降？’罴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罴冢，生死在此，欲死者来。’齐神武遂不敢攻。”另外还有为前线提供物资之任，如《北史赵肃传》载：“大统三年，独孤信东讨，肃率宗人为乡导。授司州别驾，监督粮储，军用不匮。周文帝闻之，谓人曰：‘赵肃可谓洛阳主人也。’”作为地方豪族的他们拥有深厚的地方基础。

大统四年“七月，东魏遣其将侯景……等围独孤信于洛阳。齐神武继其后。先是，魏帝将幸洛阳拜园陵，会信被围，诏太祖率军救信，魏帝亦东。”此役，西魏文帝可说是以身犯险，颇与当年司马昭奉高贵乡公及太后讨诸葛诞类似，胡三省认为当年“昭若自行，恐后有挟两宫为变者，故奉之以讨诞。”

首先，依《周书》所言，东魏降卒是叛乱的主力。然而东魏降卒既然“皆散在民间”，若无人组织，东魏降卒又如何“乃谋为乱”呢？这么大规模的串联密谋，又是如何掩人耳目的呢？宇文泰东征带走了大部分武川主力，负责地方治安的毫无疑问是关陇士人，但拥有地方武装的关陇士人却始终没有发现东魏降卒的密谋，这对于一向以保境安民为己任的关陇士人来说缺乏合理解释。

其次，李虎兵团实力最弱，“及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看似合乎情理。但此时叛乱并未全然爆发，何以“计无所出”以李虎军团配合关陇士人的地方武装未必不能将叛乱扼杀于萌芽状态，那么此时“计无所出”已经暗示了当时局势的复杂和凶险。“乃与公卿辅魏太子出次渭北”恐怕也有讳饰的成分，料想不过是李虎在发现局势失控后，挟持太子及公卿大臣以防为叛军所获而己。

最后，此次叛乱的主要指挥者有东魏降卒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咸阳太守慕容思庆以及西魏太傅梁景睿。正常来说，这四个人应当是没有共同交集的。赵青雀、于伏德，史书中只存其名，难以考证。咸阳太守慕容思庆，史书中也仅知其此时为咸阳太守。本次事件中官职最高的是西魏太傅梁景睿，史料中可看到梁景睿在担任太傅前，曾担任过河州刺史，则此人不大可能会是武川军人或元魏亲信。而安定梁氏是关陇豪门，如“梁昕字符明，安定乌氏人也。世为关陇著姓。”结合梁景睿的任官经历，笔者推测梁景睿有可能出身安定粱氏。

宇文泰与西魏废帝因元烈之死而矛盾公开化，废帝二年冬十一月“尚书元烈谋作乱，事发，伏诛”，“自元烈诛，魏帝有怨言。魏淮安王育、广平王赞等垂泣谏之，帝不听。于是太祖与公卿定义，废帝，尊立齐王廓，是为恭帝”。孝武帝同样“有怨言”，但宇文泰对西魏废帝的处理可以说是游刃有余，这其中可见宇文泰对朝局的把握愈加纯熟，实力也与当年截然不同。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与宇文泰为首的武川军人的斗争中，关陇士人认清了形势，明智的选择了沉默。这或许与武川军人强大的军事实力有关，但是双方矛盾的对立绝不可能依靠暴力来缓和。合作才是双方交流与融合的关键，即使这个“合作”并不让关陇士人那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