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前进的痕迹，魏晋的历史已经沉睡了千年，不管他是纵古今还是横千里，其特征与变化终究是与其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密切联系的，而在社会动乱不堪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下，这一特征就甚为显著了。至于其中缘由，自然也不能一概而乱，但是，每一个时代，每一片地域的统治者所采取的史学策略，毋庸置疑的影响着史学的发展方向。

提起魏晋那段历史，若只是以多事之秋来概括，就太单薄了。提起魏晋史学，百花齐放亦不足以完全表达，这是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史学空间，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私家修史，在数量上均有了飞跃，而在史料选择、著作形式以及研究方法上同样有了新的突破，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与魏晋那段千年历史一同睡去的还有无尽的史实，留给我们的却是众多的未解与神秘。史学丛中，他们静静守候，等待我们将他们唤醒。

留名青史，这是多少世人的共同梦想，而“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也是 众人 读史 的目 的所 在。 偏安 江东 后， 吴帝 孙权 在博 览了 《诗 》、《书》、《礼记》、《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以及诸家兵法书籍的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史学资治功能的认识，对史学开始重视。由于生存时代及其阶级出身使然，孙权及其父坚、其兄策的史学素养并不高。孙坚出身卑贱，若论阶级当属寒门，在学术上更重视的是实用性，其子策曾公开承认，“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孙权年幼时虽受过启蒙教育，但因十五岁便跟随其兄策参与武事，未能深入涉猎史学。

孙权当权之后，便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教导吕蒙、蒋钦读史书与兵书，“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 朗悟 ，学 必得 之， 宁当 不为 乎？ 宜急 读《 孙子 》、 《六 韬》 、《 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关于 《吴 书》 ，在 《中 国历 史大 辞典 史学 史卷 》中 有简 明扼 要的 解释，“三国吴韦曜撰。五十五卷。记三国时吴国历史,纪传体。吴帝(孙权)末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少帝(孙亮)时,更命韦曜、华、薛莹、周昭、梁广等共同访求往事,撰述国史。景帝(孙休)时,昭、广已去世,曜、莹又徙黜，史著中辍。其后曜独撰《吴书》,但因下狱被杀,未能最后完成。已佚。今有清王仁俊辑《吴书钞》,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十编》。”

掌权以后，孙权渐渐深化了史学资治的认知，便将修订国史提上日程，在其统治末年，令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编纂了《吴书》，在投入了众多的人力、物力之后，东吴第一部官修国史出炉，却因丁孚、项峻“俱非史才”而致使“其所撰述，不足纪录。”正因为如此，此《吴书》并没有起到掷地有声的反应。尽管丁孚、项峻《吴书》收效甚微，却拉开了官修国史的序幕，也就是在其影响之下，《吴书》在吴少帝建兴元年（公元252年）被重修。时任黄门侍郎的韦昭在权臣诸葛恪的举荐下，转任太史令，担任主修，连同华覈、薛莹、周昭、梁广接掌重修《吴书》的重任。

韦昭 ，《 吴志 》中 有《 韦曜 传》 记载 ，“ 韦曜 ,字弘 嗣,吴郡 云阳 人也。”裴注《三国志》中有云，“曜本名昭，史为晋讳，改之。”韦昭的应选，虽和他曾与诸葛恪大致同期任职于前太子孙和麾下不无关系，却更该是其才学超群使然。“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的他，撰有《国语注》22卷、《汉书音义》7卷、《吴兴录》1卷、《辩释名》1卷、《官职训》1卷、《洞纪》3卷、《吴书》55卷等经史论着，以及诸如《博弈论》、《云阳赋》等诗文，也因此被其同僚华核不无夸张地誉为一代儒林文宗：“……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汉氏承秦，则有叔孙通定一代之仪，曜之才学亦汉通之次也。”

然而，主要由于其为人“切直”的关系，韦昭不但宦情愫薄，甚至因此得罪践位初期待己不薄的吴末帝孙晧，终乃身膏斧钺，其所撰《吴书》也因其被诛而未能定稿，此则华覈《上疏救韦曜》言之甚明：《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曜年已七十，余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