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话文小说极度兴盛的明清两代，文言小说的兴起可是说是一个异常的现象。采用文言写成的讲述通俗故事的《聊斋志异》，体现了蒲松龄在雅、俗两种文化中的抉择与平衡，这自然与蒲松龄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有极大的关系。在蒲松龄的创作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雅、俗极端的产物。如蒲松龄有自己的文集、诗集的同时，并不影响他创作了用通俗语言创作的通俗作品如《日用俗字》、《聊斋俚曲》等。而《聊斋志异》与这两类作品相比，无疑体现了蒲松龄在雅俗平衡中所作的努力。

清代张元作《柳泉蒲先生墓表》中写道“(《聊斋志异》)虽事涉荒幻，而断制谨严，要归于警发薄俗，而扶树道教，则犹是其所以为古文而已，非漫作也”。既然“断制谨严”、“为古文而已，非漫作也”，并且我们从《聊斋志异》的读者群主要为知识分子阶层便可以知道，《聊斋》必须符合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些审美形态，而《聊斋》的“断制”、文字，也是后世的评点者所重点赞扬的对象。但是《聊斋》的故事主要来源于民间，更要发挥“警发薄俗”的重要作用。不断周旋在这两个要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在其中所作的努力，而这种雅、俗的不断平衡，正是清初淄川文化大背景下雅俗文化冲突的结果。

1、雅

《聊斋志异》的读者群及其文言的格式，使得蒲松龄在处理一些民间故事或民间故事类型时，往往运用各种手段将其雅化，使之适应知识分子读者层的审美需要。这里选择《仙人岛》一篇为例，对文中蒲松龄对题材的雅化处理做出分析。

《仙人岛》一篇，讲述书生王勉遇仙，后在仙人岛上经过考验，迎娶岛主女儿，并最终成仙的故事。从其题材一一“遇仙”来讲，就是中国民间故事常用的，并且但从情节的叙事角度来看，很多情节符合普罗普的民间叙事“功能”：

如主角在捐助者的帮助下获得魔物(偶遇一道士……道士遂以杖夹股间，即以一头授生，令如己状)；主角被传送(觉杖粗如五斗囊，凌空翕飞，潜扪之，鳞甲齿齿焉。骇惧，不敢复动。移时，又呵曰：止!即抽杖去，落巨宅中)；解决考验中的难题(桓岛主因谓：王郎天才，宿构必富，可使鄙人得闻教乎……王即慨然诵近体一作，顾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剩有须眉在，小饮能令块磊消。邻叟再三诵之……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业，乃炫其冠军之作，题为孝哉闵子骞二句，破云：圣人赞大贤之孝……)等。

这类“功能”在民间故事中时有体现，如魔物的传送，给主角的难题，都是民间故事中常用的情节，但是在《聊斋志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情节发生了一定的变异：

首先，《仙人岛》一篇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其实主角并没有成功，每一次他的答案，虽然被大部分人所称赏，但是却每每遭到女主角的不屑。然而最终男女主角还是结为夫妇，这在民间故事中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民间故事中，往往出现秀女的形象，但结局要么是秀才失败，含羞离去；要么是秀才战胜女角，赢得芳心。失败却赢得芳心的在民间故事中恐怕很难见到。

而这体现的是文人阶层对于自身文化地位的自信，及对社会地位的幻想。在文人的眼中，即使自身的文化水平受到质疑，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仍然处于优势，是受其他阶层崇拜的，而女性即使在文化层次对文人有超越，也必定会被男权所影响，女角必须找一个依靠。而顺应这一思路的结果，便是在《仙人岛》中，构成了这种不太合理的情节。

其次，《仙人岛》在叙述王勉与岛主女儿芳云成婚后，穿插了一段王勉纳侍女明珰的故事，在民间故事中，很少出现纳妾这一事件，而在文人创作中，这一情节屡屡发生。这其实也是不同追求的差别。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秀才，特别是贫苦秀才，其生活状况与普通老百姓差别不大，但是其追求明显不同。

民间故事追求一夫一妻，幸福美满，女主人公勤劳善良。而文人作品中有“齐人情结”，追求“一妻一妾”，对女主人公的形象要求知书达理，有文趣。这一情节的启示在于，不同阶层的认识、追求往往会造成相对独特情节的出现，构成差异的叙事。

再次，《仙人岛》运用诗文作为难题，这在民间故事中也有体现。但是从诗文来看，又是不同的。民间故事中的诗文往往比较粗简，通常以打油诗形式出现，注重天然趣味与嘲讽。当然，运用诗文作为难题，在之前的通俗小说如《醒世恒言·苏小妹三难新郎》中便有体现，但是运用八股文作为通过难题的手段，恐怕只有沉浸在八股进学中的士子才想的出来。

李渔在《闲情偶寄·结构第一》开篇即写：“填词一道，文人之末技也。”于《闲情偶寄·科诨第五》开篇又道：“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浑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磕睡之时。”可见李渔在创作中发现了雅、俗的不同层次。

小说与填词一样，在文人来看已是俗事，科诨便是俗中之俗了，但“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蒲松龄同样懂得这个道理。科诨，也是蒲松龄化俗为雅的重要手段。同样是在《仙人岛》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王即慨然颂近体一作，顾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剩有须眉在，小饮能令块磊消。邻叟再三诵之。芳云低告曰：上句是孙行者离火云洞，下句是猪八戒过子母河也。一座抚掌……

王乃复诵。每数句，姊妹必相耳语，似是月旦之词，但嚅嗫不可辨。王诵至佳处，兼述文宗评语，有云：字字痛切。绿云告父曰：宜删切字。众都不解……王诵毕，又述总评，有云：羯鼓一挝，则万花齐落。芳云又掩口语妹，两人皆笑不可仰。绿云又告曰：羯鼓当是四挝。众又不解。

绿云启口欲言，芳云忍笑诃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众大疑，互有猜论。绿云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则不通。鼓四挝，其声云不通又不通，也。众大笑。

在这段文字中，芳云、绿云可谓插科打诨之人，但正是这段科诨，使文章更加灵动。虽然运用的是科诨的手段，但科诨的内容却大多只有知识分子阶层才能领会，属于雅谑。

2、俗

《聊斋志异》的一个重要创作目的便是“警发薄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蒲松龄作了大量的工作，如创作、改编《聊斋俚曲》，其中的一些篇章直接来自《聊斋志异》的故事。另外，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运用了一系列的山东方言、地方民俗等等，这些都是蒲松龄在通俗化上的努力。这里选取《聊斋志异·青梅》为例。

《青梅》讲述狐女青梅为自己的小姐阿喜择贫士张生为婿不成，遂自荐为张生妻子。后张生发达，青梅寻到落魄阿喜，自己甘居侧室的故事。文中的青梅，观其言行，无疑是蒲松龄道德标准下一个榜样性的人物，无论是不以贫贱取人，不以淫奔投夫，还是不以富贵忘恩，在蒲松龄笔下着色甚多，体现了蒲松龄“警发薄俗”的愿望。

而全文一个重要的主题便是“止淫奔”。这在青梅到张家自荐，与张生的对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青梅见不谐，欲自谋。过数日，夜诣生。生方读，惊问所来，词涉吞吐。生正色却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贤，故愿自托。生曰：卿爱我，谓我贤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为，而谓贤者为之乎？夫始乱之而终成之，君子犹曰不可；况不能成，役此何以自处……曰：卿不能自主，则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乐，则不可如何；即乐之，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贫不能措，则尤不可如何。卿速退，瓜李之嫌可畏也！

“青梅”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颇有些轻佻、暖昧的意味，如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弄青梅”与“凭短墙”的结合，使“青梅”带有了一些轻佻的意味。这一意象，也常常被其他作者引用。到蒲松龄写《青梅》的时候，这一意象得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阐发一一以往的旧题材是从反面，也就是从淫奔的不良后果这一层面加以阐释，蒲松龄则反其道而行之，使青梅本身就成为一个“止淫奔”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阿喜与张生的结合，也不仅仅是命运的安排，在这里，作者也有意的使他们的结合合法化。我们知道，最初王家是反对这门亲事的：初闻张家提亲，“夫人闻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后来告知阿喜，见阿喜有意于张生，又大怒曰：“贱骨了不长进！欲携筐作乞人妇，宁不羞死!”可是，在阿喜与张生相遇前，蒲松龄运用托梦的方式使这种结合合法化：

既去，女欲乳药求死。夜梦父来，疾首曰：“我不从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缓须臾勿死，夙愿尚可复酬。”女异之。

其实，在《青梅》中，还有一个人物我们要注意，那就是青梅的母亲一一与书生相好的女狐。在蒲松龄的笔下，她与青梅的父亲程生的结合并不合法，而由于不能生子，她最终的结局是不得不“出门径去”。也就是说，在蒲松龄的笔下，即使是狐仙，在没有合法地位的情况下，最终的结局也是被抛弃。一正一反，蒲松龄写《青梅》的用意十分的明显。

可见，《青梅》一篇的来历与“青梅”在古代诗词中所代表的轻佻意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止淫奔”的主题也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有异曲同工之妙。白居易在唐代的诗人中，便以其作诗的通俗而著称，《井底引银瓶》也是他的劝世之作。蒲松龄继承了这一主题，并且用小说的方式将之改编为故事，使之更为通俗化，而且在故事当中巧妙运用巧合、托梦等情节、对比等手法使故事更加世俗化。从中，可以看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通俗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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