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宋代春秋之学的发达，“朝贡体系”的理想对现实政策的影响

宋代春秋学之发达亦是一个明证。牟润孙说,“宋人之治经学,谈义理者则言易,论政治则说春秋大义…而考之史传,证之典籍,谓宋人春秋之学最为发达,诚非夸大。”“'《宋史艺文志》载春秋类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其中,除去不多的汉唐人的著述共有三十三部,绝大部分都是两宋人的著述。宋人著述固不能尽载于《宋史艺文志》,然宋代春秋学之发达是显而易见的。

两宋春秋学何以发达牟润孙说，“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论御侮，其言多为当时而发。”“北宋、南宋遇到的都是“夷狄”问题，但程度不同，故其春秋学主旨亦不同。牟润孙指出，两宋解说春秋之书虽众，笃守汉唐矩镬，专言一传，而不影射时政者，几可谓无之。北宋解春秋者偏重尊王，其事倡自孙氏孙复。及南宋，胡安国明春秋复仇攘夷之义。其亦自为传，所论较孙氏细密，取径则宗法孙氏，而偏重者不同。为什么在中原地位下降之时，会提出“尊王攘夷“葛兆光有一段话说得很好”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南宋人何以会更注重“华夷之辨”、“夷夏大防”。

建炎元年开始,金兵不断追击南宋朝迁。宋高宗被金人追赶得无路可遁,最后入海避难才躲过一劫。就是这样,在《诫谕帅臣修伤边备诏》仍说“联抚有方夏,收宁万邦,蛮夷向风,稽首来享。蠢兹西戎,昏迷不恭,敢髓大邦,诱通逃之臣,率犬羊之旅,骚扰疆场。”都向金国俯首称臣了,还自称“大邦”,可见“向往朝贡”的情结无论何时总是会存在。皇帝如此,底下的臣民如何呢楼钥是孝宗时人，此时南宋对金，地位已有很大的改善,由君臣之国变为叔侄之国,但还是不平等。楼钥却说，“方今边睡虽靖，而夷狄未宾。”李清照亦作诗云“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北人定稽颗，侍子当来迎。”按此句中“北人”定是清人所改，原作应是“北虏”之类的称呼。惜不能找到更好的版本，此诗全宋诗未收。可见在南宋人的理想中,并不存在“平等之国”的概念,在他们的想象中,最好“夷狄来宾”,“侍子来迎”。

北宋同女真人接触时,并不把女真当强敌来看,有轻视和盲目自大之意,认为女真“于夷狄中最微且贱”南宋人回忆初与金人交往之时,说“夫金虏,女真一小丑耳。当国家全盛之际,所忧者在辽夏,岂知有所谓女真者。”而且认为以堂堂大宋与聂尔小国结盟,是宋有德于金。故南宋人谈到这段历史总会说,“女真以矗尔小国结我盟好,受我封建,是我徽宗有大造金虏。”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也的确反映出宋人潜意识中还是视“汉族中心主义一朝贡体系”为最高理想。

我们还可以从宋金初次结盟的史实看出这一点。宣和元年三月,宋差赵有开、王壤资诏书使金。有人提议用国书,赵有开曰“女真之酋止节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不得臣属,何必过为尊崇,止用诏书足矣。”,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宋高宗向金求和。因为有“朝贡体系”思想的约束,如果没有强硬的借口,是过不了舆论这一关的。对此,高宗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他不敢赤裸裸地去投降,总是要打着“孝梯”或“民生”的幌子。其下令求和的诏书曰“大金遣使至境,联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网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闻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就和。”

南宋大臣可以“春秋大义”激烈地反对议和。对此,宋高宗竟也无可奈何。例如绍兴八年十一月,史馆校勘范如圭贻秦桧书,责其主和议“《春秋》之于中国书名爵,而夷狄则以号外而贱之也。王者欲一呼天下,易外而贱之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得不峻内外之限,别贵贱之分,以防不测之患于未然也。凡中国诸侯与夷狄盟会者,《春秋》必谨志而深讥之,其法严矣。”

终孝宗一朝“礼仪之争”,亦可视为“四夷来朝”理想对现实政策左右之证。有关“受书之礼”,《宋史全文》记载颇详“自绍兴讲和后,定受书之礼,及乾道再和,循旧例,降榻受书,毕,复御座。上颇悔之。”从此段记载来看,“隆兴和议”之后的“受书之仪”是循“绍兴旧例”的。宋皇帝要起立接金国书,这当然是不平等的。《春秋》大讲“尊王攘夷”,而宋皇帝要起立受国书,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南宋君臣都不甘心于这种局面。因此隆兴及开熙年间的宋金战争都是宋以改变“受书之礼”开启的。除了付诸战争,南宋人还不断地利用外交手段来改变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