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日，西南联大的前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后来，11月1日也被作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当时的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这三所大学后来基本上都会每隔十年，比如，在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的时候，在11月1日这一天，搞西南联大的校庆活动。西南联大可以说是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缩影，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尽忠守节的光荣传统，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学生，而且还研究出了大量的科研成果。正是有了西南联大，才使中国大学教育水平在八年抗战中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我觉得这跟全民的士气有很大关系，那个时期全中国人民都充满着一种爱国情怀，团结一致、任劳任怨、不计回报，西南联大造就了中国那个时代的教育辉煌。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最开始的校园是由清华大学修建的，大家知道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1933年爆发了长城抗战等，这时候清华就意识到：万一有一天北平被日军占领了怎么办？于是，清华大学就决定建一个后方的校园。在选址时，大家都觉得不管中国人怎么跟日本人打，也不会连长沙都沦陷了，所以清华就决定把后备校园建在长沙。大家知道清华大学办学用的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所有的国立大学中清华大学是最有钱的，从1935年开始清华大学就自己先拿钱在长沙修建校园。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校园原本预计在1938年建成，当时大家估计日本人怎么也得在1938年以后才能打过来，结果日本人动手早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上海也打起来了，北平、上海所有的大学就开始向后方搬迁。当时中国所有的高校，有的叫大学、有的叫学院、有的叫艺专，加在一起一共有一百零八所。很感动于当时全体师生的爱国情怀，除了留在英、美、法租界地区极少数的学校以外，中国几乎99％的大学，从北平到上海，再到青岛、杭州等，学校几乎全部内迁，大家都坚决不做亡国奴，坚决不在日本人的铁蹄下生活。清华大学因为早已有所准备，于是北大、清华、南开就迁到长沙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长沙临大一开课，清华的教授占到一半，清华当时在各方面做的准备确实比其他学校更充分一些。清华大学在民国时期虽然不是中国排名第一的大学，但其重要性无可取代。北大在京师大学堂时期确实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但是后来大批海归回到国内大学来当校长、教授，各个大学开始引人西方的学科，那时候北大基本上还是以国学为主，在理工科方面、科技方面开始落后，所以也就是排在全国第四、第五的位置。当时有一段时间中国最好的大学是东南大学，也就是原来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一开始叫清华学堂，当初是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从1928年变成大学，清华大学本来就是美式教育，后来又加上了国学研究院，当时清华大学国学院可谓大师云集，四大导师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梁启超名扬天下。所以清华大学后来就超过了东南大学。这个时期的浙江大学也很强，竺可桢校长到了浙大以后，浙大迅速崛起，号称“东方剑桥”。民国时期的大学排名也很有意思，不像今天，几个大学排在前面，很稳定。那个时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开创时期，各个大学都是你追我赶，各领风骚三五年。

清华大学首先迁到长沙，之后北大、南开也陆续迁过来，共同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北大属于国立大学，清华大学是美国庚子赔款建的大学，南开大学是张伯苓校长自己筹款建起来的私立大学，它们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大学的三种主要形态：最主要的是国立大学，之后是教会大学，还有就是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也很强大，像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都是当时非常优秀的教会大学。那时私立大学不是很多，比较优秀的就是北方的南开和南方的厦门大学。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了联大，我觉得这很能体现出抗战时期的团结，当时各校的教授基本上也都来了，但北平还依然保留着北大，北大的周作人教授就留在了北平，他声明“我老婆是日本人，但我不是汉奸”。所以在抗战期间，日占区的北大就是由周作人这些人去维持，但北大大部分的学生、教授还是迁到了长沙。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刚维持了一个学期，其间发生淞沪战役，上海陷落、南京陷落、武汉陷落，武汉离长沙已经非常近了，于是大家就决定再迁往昆明，所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其实只办了一个学期。当时桂系也想让长沙临大迁到桂林，因为桂林比昆明还要繁荣一点儿，但是大家都觉得桂林还是不保险，后来在抗战中期的时候，桂林也确实成为前线。最后长沙临大全体迁往昆明，还分了三路人马，很有意思。其中一路是由一些教授带着，先到桂林去解释一下。桂林当时是广西政府所在地，人家桂系那么热情地邀请你来，要出于礼貌给人家解释一下不去的原因。这路人马到桂林解释完以后又从桂林转道越南，因为当时云南没有通往广西、贵州、四川等内地各省的铁路，只有从越南沿滇越铁路北上，才能到达昆明。大家知道云南及周边各省到处都是崇山峻岭，正是由于地势险峻，云南最后才成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第二路人马是当时所有家里有钱的学生，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富二代”吧，他们先到香港，又从香港上船去了越南，然后从越南再沿滇越铁路去了昆明。第三路就是剩下的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教授及他们率领的大批学生。他们带着很多东西，包括大量的书、大量的仪器等，除了打包运走一部分，其余的就是由数百名学生背着行李和装备跟着教授们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这个叫“三千里路云和月”。当大家最终跋涉千山万水走到昆明的时候，闻一多教授的胡子已经特别长了，非常非常艰苦。

所以西南联大的建立应该说主要是因为清华大学未雨绸缪，提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中国一百零八所高校几乎99％内迁的情况下，除了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最完善的就是西南联大了。清华大学从1935年起就已经提前把大量的图书以及实验室的器材都运到了长沙，后来又陆陆续续把这些图书和器材运到了昆明，扛着走的也好，船运的也好，车运的也好，总之最后都运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在八年运营期间也主要是靠清华大学继续拿美国庚子赔款的那些钱去支撑，因为当时政府已经非常缺钱了，钱都用来打仗了。正是有了清华大学的这些付出，西南联大才成为整个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最好的教育基地，培养出了大批人才。后来有很多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都重现了这段历史，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南渡北归》这部著作，介绍的就是不少大师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继续着教学和科研。当时两位教授住一间屋，中间拉一个帘，这边华罗庚在钻研数论，那边一国学大师就开始研究东西，就是那么艰苦的环境。这还是有家室的教授，很多单身教授连间屋子都没有，像金岳霖，大家知道金岳霖一生爱着林徽因，这些单身教授都住在戏院的包厢里，一个包厢住一人，极为艰苦，令人感佩。很多外国学者在抗战期间到过西南联大或者其他的大学，看到这种情况他们都非常感动，那些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那些哈佛毕业的博士，他们讲着标准的牛津英文，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为国尽忠守节。

当时中国也有很多大学在内迁的过程中由于颠沛流离，仪器、图书等都散失了，以至于最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办学。像山东大学也是当时非常优秀的大学，从青岛长途跋涉到重庆，结果一路上有很多革命青年投奔延安，还有人直接就去参军报效国家了，结果山东大学迁到重庆以后也就剩下了几十个人，没有办法再继续办学，于是就并人了中央大学。其实每个学校内迁的那些事情，包括浙大等，都非常感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那个时代的年轻学生，他们的爱国情怀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