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别号阳明，是明代思想家和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先是在《传习录拾遗》中指出“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但他又指出“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貳于治生？”他认为参与经济活动只要不违背圣贤之道，治生并不妨碍治学，这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此后他在《节庵方公墓表》一文中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他认为“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

四民虽职业不同但道是相同的，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而这篇墓志铭的主人方麟就是“始为士业举子，已而弃之，从其妻家朱氏。”其妻家世代从商，方麟因此弃文从商，面对友人的质疑，他表示“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在这篇墓志铭中，王守仁以上古时期舜帝在位时设立的官职为例，说明了自古并不存在士农工商的排序，来论证了他的四民平等观。在王守仁之后，他的弟子王艮继承阳明心学创立了泰州学派。他提出了“格物正己”的思想，肯定了人的物质欲望。泰山学派另一重要人物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更是大胆反对传统儒学对人性的禁锢，揭示假道学的虚伪，肯定人的私欲。

他在著作中提出了人有私心是自然之理的看法：“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取进取之获，而后学业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他同时还指出，人与人之间都是商品交换的关系，“天下尽市道之交也”，连圣人也不例外，他认为道学先生虽然言必称追求仁义道德，反对逐利，而他们未尝不追逐私欲，“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他们只不过追求的是名罢了。“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大圣人之所必用也。

何可言无也?吾故曰：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矣”。此外，李贽还提出了“童心说”，主张文学创作应当抒写真心的主张，提倡人性解放，重情尚俗，反对禁欲，他对当时《西厢记》、《水浒传》等世俗小说有着极高的评价，肯定艺术创作的雅俗共赏。这一思想也影响了到了清代的画坛，使得文人画创作风格和审美倾向突破了传统的章法条框，直抒性灵，雅俗合流，开创了画坛的新风。明代对本末关系的重新划分和定位不仅在学术界有了革新和突破，在士大夫官僚阶层也有了新的经济思潮。

万历年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对农商关系也提出了新颖而辩证的解释：“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为此他的经济政策主张“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在这里，张居正对农业与商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给予了根本的否定。“厚商”、“资商”是张居正思想的特点，也决定了他所实施的经济改革政策的“个性”。

新的经济价值观念也在士和商这两大社会阶层中萌发和生成。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壮大，商人通过各种方式入仕，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而文人儒士不仅与商贾密切交往，还弃文入贾，直接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出现了“逐末者多衣冠之族”、“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的现象。在明代文人张又渠的《课子随笔钞》中，他告诫自己的子孙“男子要以治生为急，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由此可见，自明代开始这种世俗化的趋势已逐步明显。明清之际的学者董含在《三冈识略》也中记载了这一趋势：“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

今人崇尚财货，贿拥资厚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另一方面，商人对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徽商故里徽州，自明嘉靖以后对望族的定义就发生了改变，据《新安休宁名族志》记载，凤湖汪氏“世以诗礼承家，文人高士，抱节明经，代不乏人；有以计然致富者，有以盐旬起家者，连檐比屋，皆称素封。……诚望族也。”可见，在当时的徽州，高士和素封都可以成为望族。汪家后人汪道昆就一直致力于提倡四民平等的观点：“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汪道昆重视自己取得的经济成就，认为自己为社会作出的贡献一点不亚于文人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