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对《南山集》案的记载，私家史书的记载及其价值取向

南山集案是清初统治者对士子打击面最大的一次史狱、文字狱。对于这个案子，官方史书和私人修史中都有详细记载。两类史书都记载了南山案始末和方戴两家被难的残酷。康熙五十年以后，私家修史走向衰落。私史领域的史学成果较小。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南山集》大案，私人记载的较少，即使有所记载也是一笔带过，有详细记述案件原委的也不敢署其姓名。现在可见的、较为可信的，关于南山集案的记载有两处：金天翮《皖志列传》和无名氏的《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据书案记载，方孝标于康熙十二年赴滇，吴三桂造反时，方孝标被拘留，方孝标佯装疯癫，冒死逃脱，以保名节，是为“气节孝义”说。持这种看法的多是方氏族人。

金天翮在《皖志列传》中认为，方孝标在吴三桂反清之前已经离滇，故不存在对清朝不忠的忤逆行为。金天翮概括了《滇黔纪闻》的主要内容是记述永历入滇建制、最终覆灭以及忠臣义士等旧闻掌故。其对方孝标的记述如下：孝标年五十，入闽以诗文结纳藩府大吏。庚戌（1670）孝标以吴三桂书招，始至云南，亦献诗谀三桂，谓拱乾于先帝讲筵，尝以片语保全三桂爵禄。

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廷议撤藩，三桂反于滇，孝标已先期赋诗归江南，归而胠其橐中所记滇、黔间士民所传述永历帝播越覆亡，与夫荩臣义士、遗民、政老诸旧闻掌故，与中原所知多异同者，笔之书，曰《滇黔纪闻》，都两篇。是时清廷尚未有文字之禁，书稍流播。戴名世于孝标为后进．亦欲网罗放失，既见舒城余湛书所闻于释犁支者，持校孝标《纪闻》多出入，因书与湛论之。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南山集》之狱起，孝标已前卒，诏以名世之罪罪之，斫棺而磔其尸焉。

金天翮评价戴名世才华横溢，“学长于史”：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自号忧庵。先世自婺源徙桐城，才辨隽逸，既孤，授徒自赡，以精制举业发明，学长于史，喜考求明季逸事，晚与孝标往来，而弟子舒城余湛字石民，偶与释氏犁支遇，谈明永历事，犁支故为永历宦者，明亡遁迹于佛，名世间犁支之来也，喜，迹之余湛所，乃命湛书所闻干犁支者，与孝标书校其同异。书载《南山集》中。康熙己丑（1709）授编修。时年已五十有七矣，又二年辛卯，左都御史赵巾乔劾《南山集》。障逆，系狱论磔。族人皆弃市。

无名氏的《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对南山集案的记载，较《皖志列传》更为详尽。关于方孝标在云贵一带的经历，《书案》作了如下记载：孝标夙慕滇黔山水，乃往访所亲，藉资游览彼处风景。未几吴三桂反滇中，黔抚叛附。凡外间游客之在云贵者，均被拘留。孝标乃佯狂不省人事，方食，忽自嚼碗里面，坐卧不避污秽。月馀后，守者以为疯，防之稍疏，孝标乘间逸去，剃发为僧，名方孔，间道奔湖南衡州。以僧服见大将军裕亲王，王深嘉之，欲闻于朝。孝标辞曰：“老母年八十馀，日夜望儿归，今得以不辱之身，归见老母足矣。”王曰：“方先生可谓忠孝两全矣。”授以国书龙牌，归至江宁，缴牌督署。时总督麻勒吉手书致公，有云：“惟有将老先生一片忠诚，逢人说不置耳。

持这种态度的还有周退舟的《钝斋诗选跋》，周退舟根据方孝标诗歌写作的时间梳理出其一生行迹，较为可信。他说：“越康熙九年庚戌，楼冈始客滇，（诗）集中有《上祝平西亲王一百韵》诗，为是年作。然似客滇未久即行自归，故有《滇南留别》诗四首。其后即次以由滇入湘沿途旅行之作，来去踪迹宛然分明。至康熙十二年癸丑三桂始反，则楼冈早已去滇，不惟不受其官，并亦未与其祸。”周退舟认为孝标在吴三桂造反之前已经离开云南，所以孝标并未遭受战乱，更不可能接受为官之职。周退舟认为《滇黔纪闻》多记叙滇黔山水，除载入永历年号之外并无悖逆之语，并且方孝标经常歌颂圣朝恩德。

无名氏还指出康熙误把方孝标当成方光琛的子侄方学诗，所以对方姓族人欲除之而后快。吴三桂造反，方光琛为吴逆伪相，其子侄共有九人担任伪职，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方学诗方学礼。因此，南山案中对方孝标以及方氏族人的裁决扭曲了事实，存在很大的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