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统治者御北安南的地缘战略思想的选择，既有总结历史传统，也有南宋统治者对时局的考量和分析的结果。就历史传统而言，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边防危机主要来自于北方，南方民族及其政权对中原王朝之生存基本上不构成威胁，来自北方的地缘危机远远超过北方。因此，中原王朝在治策上，对北方民族主要是防御，对南方民族是安定。在中原王朝强大时，能够对北方民族及其政权进行主动进攻，保卫北部国防安全；而在中原王朝衰弱时，就只能够对北方民族及其政权实行消极的防御和抵抗。

在宋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就已经呈现出了重北轻南的地缘战略思想。就南宋所面临的时局而言，北方民族政权金、蒙古在军事政治上处于强势，南宋处于弱势，金和蒙古屡次南侵企图一举灭宋；而南方民族政权大理国与南宋保持守境相安、互不干涉的关系，交趾虽然对南宋边境进行小规模骚扰，但不对南宋生存构成威胁。因此，御北安南的地缘战略思想，是符合南宋当时地缘政治形势的。

就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数千年间，北部边疆先后出现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及民族政权，且这些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原王朝乃至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如西汉时期的匈奴、鲜卑，东汉时的鲜卑，三国两晋时期的鲜卑、胡羌，东晋时的高车、柔然，隋唐时期的突厥，宋代的辽、金、西夏、蒙古，明代的瓦剌、鞑靼等。南部边疆地区，主要有两汉时期的西南夷、百越与濮，三国两晋有山越，隋唐有南诏以及乌蛮和白蛮，宋朝有大理国等。这些北方民族及其政权，都曾给当时的中原王朝造成严峻的地缘危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

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比，南方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当时的中原王朝所造成的威胁，远远逊于北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北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特点。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给中原王朝造成较大的边防压力，地缘形势严峻，北部经常出现边防危机，北方理所当然地成为历朝防御的重点。东汉尚书陈忠言：“臣闻八蛮之寇，莫甚北虏。汉兴，高祖窘平城之围，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愤怒，深惟久长之役，命遣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当斯之役，黔首陨于狼望之北，财币縻于卢山之壑，府库单竭，杼柚空虚，算至舟车，貲及六畜。夫岂不怀，虑久故也。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特，鼠窜远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备蕃臣，关徼不闭，羽檄不行。”

清人王夫之在总结唐朝治边形势时说：“天宝元年，置十节度使，其九皆西北边徼也。唯河东一镇治太原，较居内地。别有岭南经略，长乐、东莱、东牟三守捉，亦皆边也，而权抑轻。”北方民族南下造成的北部边防危机，成为困扰历朝统治者的一大因素，关于如何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策略的记载，不绝于书。正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国家之安危存在的巨大压力，以至于朝廷并不敢掉以轻心。晋御史郭钦说：“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关于安史之乱的缘起，司马光认为：“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即因为唐朝将驻守北部的大量戍军南调，造成了北部疆土的失守，可见，北部边防的疏忽和失职，都将给朝廷造成不小的麻烦和负担。

由上可见，在历史长河中，北方往往是游牧民族的发源地和集聚地，这些民族在历史上一直给历代中原王朝造成不小的麻烦，甚至成为其生存安危的潜在威胁，致使中原王朝不敢放松对北方分少数民族的警惕和防御。中原王朝为防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以及保护自身之安危，往往把较多的物力、财力集中在北方地区，由此形成了历史上重北轻南的驻军格局和御北安南的地缘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