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国家建立的基础，也是道德规范下维护社会秩序的障碍。自古以来，刑法的制定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防止人们做坏事，起到教育警示的作用。历代的刑罚都是为了使罪犯“知耻后改”，但刑罚的强度各不相同，甚至有些严厉的刑罚变成了侮辱的行为。

在这些侮辱性的惩罚中，“枷号”是一种典型的惩罚手段。

我们现在用“枷锁”这个词来比喻我们需要负担的一些责任，据说类似的东西在上古神话时期就已经存在，后来的朝代也用它作为押解罪犯的一种刑具。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建国时期，在朱元璋的手上，渐渐地也开始演变成一种侮辱性的刑罚措施。

在明代历史上，枷为五尺见方，全身都是木头做的。死囚们戴的镣铐重35斤。从此以后，枷号演变成为一种额外的惩罚手段，而且还附带着“公开示众”的含义。

当时，当官府审判和定罪罪犯时，他们会在罪犯身上戴上枷号，并且在闹市进行游行，起到示众和警告宵小的用途。随着时间的流动，罪犯身上的枷锁越来越重。到明武宗朱厚照时期，大宦官刘瑾将枷锁的分量增加到百多斤，导致一些罪犯在枷锁的重量下被压死。

《明史》中就记载了当时东厂西厂用超重的木枷压死发配的犯人。

清初的法律基本上遵循明朝的法律。在众多艺术作品和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朝犯人的样子。清朝根据木枷的重量将木枷分为25公斤重镣、35公斤重镣、60公斤重镣、70公斤重镣，甚至100公斤重镣，以便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处理涉案罪犯。

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些木枷都是实打实的,并不像电视里那些用泡沫塑料和纸板糊出来的。这几十上百斤的东西夹在犯人手腕和脖颈上，时间长了犯人只要活动关节的次数多了，就会被枷锁给磨破皮肉。富人可以通过金钱买通官府让自己少受些罪,但那些没钱的就只能一直背着满额的枷锁直道受刑结束。

除了不同规格的木枷以外，每种罪行需要带枷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例如，被判处一年监禁的囚犯必须戴连枷20天，流放到两千里之外的囚犯要戴50天的枷锁。被判充军的则在路途上全程都要戴着枷锁。这只是满族人犯罪之后的戴枷规定。根据大清法，满族人被判处三种以上的刑罚，可以用连枷号代替。

如果汉族人违反刑法，原来的惩罚是不可避免的，连枷号必须照常执行，甚至还有可怕的“无限期枷号”。尽管存在这种“无限期枷号”，但这种“无限期”往往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在沉重的枷锁下，囚犯们连呼吸都很困难，通常在几年之内就被折磨致死。

戴枷锁的人的脖子被紧紧地夹住，木枷又大又笨重，罪犯的手根本不能使用。因此，囚犯的吃喝拉撒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果囚犯有亲戚朋友照顾还好一些。如果没人来照顾他们，那么只能硬挺着受罪。衙役们只会喂早晚两顿勉强下咽的饭菜和饮水给囚犯。

这种刑罚不光受罪，还会在游街的时候被路人唾骂，算是非常悲惨。但是除了这以外，清朝还研制出了一种站立的枷号，又称：站笼、立枷。

影视剧中经常会有一些犯了大罪的人，站在囚车里。站笼就是类似的一种东西，不过它比囚车更小，尤其是顶部，只留了一个让犯人脖子通过的小孔。

除了脖子被站笼卡着之外，还会在脚下垫一些垫脚，这成为衡量惩罚力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垫脚垫的高，囚犯还可以比较轻松的呼吸，如果脚垫矮了甚至是没有，站笼的高度就会逼的囚犯双脚离地，被卡住脖子，一直到活活憋死。

在一个保存至今的清朝站笼的立柱上，还能够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个个名字，这些都是当初受刑的囚犯的名字。民间也有一些传说佐证这个刑罚的残忍：晚晴有一个武生，名叫刘松廷，他被污蔑投了云南官员的钱财，所以被关进站笼来逼供。但是后来他受不了站笼的折磨，自己踢倒垫脚自行了断了。

这种酷刑几乎覆盖了整个清朝，直到1904年，刑罚才逐渐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