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钏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很广，曾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做过宣传，尤其是经过《彩楼配》、《投军别窑》、《武家坡》、《大登殿》等传统戏的宣扬，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王宝钏其人，被公认为不慕荣华富贵甘于清贫凄苦，坚决洁身守志的样板淑女，就像一座无形的贞节牌坊，久久地矗立在封建礼教领域，成为知名度很高的悲剧性人物。其实，这完全是虚构的故事。尽管在西安市南郊有寒窑存世，却是人造的古迹。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唐代并没有一个取而代之的薛姓皇帝，也没有哪个高官的女婿在“西凉国”登基。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且看清代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的说明：“王宝钏故事…闻之故老云：薛平贵实石敬塘之假名。石为后唐李氏婿，又为契丹所立，国号晋，即戏中由西凉归来即皇帝位；其岳父丞相王允，实指长乐老冯道云。”崇彝的这一说法有没有道理？那还得再看看石敬塘的历史。

据《新五代史》中的《晋本纪》载，石敬塘(公元892-942年)，原为西域沙陀部人，李克用部将桌捩鸡之子，后随李克用归唐。此人作战勇敢，处事机警，又救过后唐明宗李嗣源的性命，深得这位皇帝的喜爱，便把女儿永宁公主嫁他为妻，并让他做了河东节度使，加中书令，一跃而成为很有势力的诸侯。后唐明宗死后，石敬塘尾大不掉，渐渐萌生异志。次新皇帝闵帝出巡，路遇敬塘，他竟借口诛杀皇帝随从百人，还把皇帝关了禁闭。后唐末帝李从珂即位，知道石敬塘必反，提醒有关人员加以注意。不久，石敬塘果然发动叛乱，向契丹伸手求援。耶律德光(即辽太宗)闻风而动，大军从雁门关入，册封石敬塘为帝，一二人约为父子，石称契丹主为“父皇帝”，并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唐灭亡。石敬塘赶忙跑到洛阳即皇帝位，后又迁都至汴(今河南开封市)，史称后晋，公元942年6月染疾而死。

拿石敬塘的历史与薛平贵的“经历”对照，二人果然有些相像：一是他们都是能征善战的武将，而且又都与西域有关；二是两人都是承袭了李唐的江山，没费太大的周折就坐了皇帝；三是事业的成功都靠了外来势力的援助；四是二人的妻子都是出自豪门。可是薛平贵的事迹仅是“闻之故老云”，并无可信的史料加以证明，而且“石为后唐李氏婿”，怎么又扯拉到后晋的宰相冯道身上，显然是牵强附会。

除了崇彝的这种说法，清代有的笔记、小说中干脆把薛平贵说成是唐宣宗的儿子李温。认为他是抢班夺权才即帝位。看起来与薛平贵的某些故事情节相似，其实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唐宣宗李忱晚年喜食丹药，引发疽疾送了老命。皇帝的位子不能空缺，宦官王宗实等人把李温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并改名为李崔，是为唐懿宗。从立长不立幼的封建宗法观点来看，符合当时的法定程序，不存在篡位之嫌，所以把薛平贵说成是李温，不过是乱扯而已。除去上面这些说法以外，还有人认为薛、王二人的故事源于戏剧《汾河湾》。如果拿《武家坡》来对照《汾河湾》，可以发现两剧人物、情节、背景等方面确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有人断定薛平贵的传说就是薛仁贵故事的翻版。

上面不论哪种说法，都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从王宝钏与薛平贵故事本身来看，这是两个经过艺术加工的人物，因此，把他们比照历史上的某某人，难免有穿凿附会之感。当然，任何成功艺术作品的出现，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某些影响，王宝钏故事的出现也绝不是偶然的。唐朝对西北一带频频用兵，兵源的短缺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此也需要从少数民族中征集一些青壮年来补充队伍，这些少数民族的将士，有许多人就在内地娶妻生子，而他们本人却常年遭受征战之苦，其妻子儿女也不免日夜悬望。唐诗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作品。如“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王维《伊州歌》句)；“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陈玉兰《寄夫》句)；“闺阁不知戎马事，月离还上望夫楼”(薛涛《赠远二首》句)等。这样看来，出现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就很自然了。

到了清代，满洲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想尽千方百计笼络汉人和其他民族，其中和亲、招亲是比较灵验的一招儿。尽管朝廷规定满汉不得通婚，可是历史故事中的类似做法却能获准。所以，西凉国的代战公主顺利招了薛平贵，辽邦的琼娥公主也欣然接纳了杨四郎。作为普通百姓来说，对于这种远离他们的公主招亲并不多么关心，真正赞赏和喜欢的是王宝钏对于爱情的坚贞，这在封建社会里，不仅独女子们可以视为学习仿效的楷模，男子们尤其是远离家门的“打工族”更是赞不绝口。尽管历史上根本没有王宝钏，可是这丝毫没有妨碍王宝钏故事的广为流传，有关她的戏剧久演不衰，有关她的人造古迹常有人看，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