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宋代社会经济,发生剧烈变革,幕府在宋代进行了转型
由于宋代处在中唐以来社会经济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由于赵宋统治者创建一系列“祖宗之法”,以革除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自雄的积弊,也由于两宋处在我国多民族大冲击、大融合,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战争频仍的时期,故而发韧于战国,形成于秦汉,完善于魏晋南北朝,兴盛于隋唐(主要是安史之乱后)的幕府,却不得不在两宋发生历史性的大转折,本文姑且以“转型”二字冠之,当与不当,尚需检验。
宋代幕府的转型首先表现为幕府权力的弱化。如前所述,幕府的自主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军事决策指挥权、人事自主权、财政自主权、军功赏罚权。军事决策指挥权是指出征将帅有根据敌我力量对比、作战地理地势、后勤供应等客观形势作出军事决策指挥的一项重要能力,一般不受中央的干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在宋代,由于“将从中御”的祖宗之法作祟,出征将帅在外,每每要察受朝廷的旨意行事,君命不得不受。前引太宗每战必出示“阵图”令诸将按图行事便是一例。更突出的是,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提兵北伐,连复蔡州、颖昌府、淮宁府、郑州、汝州、貌州、河南府等地,指日可待的北伐之功却在宋高宗口口声声“联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而生硬“遥度,’,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字牌诏令的情况下毁于一旦。“将从中御”之家规的普遍化,把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剥夺殆尽,故而每逢出征,将帅都要上奏要求“便宜”之权,皇帝们也如宋高宗一样表示许可,但往往出尔反尔,横加遥度,捆绑了将帅的手脚。
人事自主权。由于军事系乎国家安全,它就特别需要不拘一格地罗致人才,而不能局限于朝廷的锉选;且军政尤其需要的是军事长官的“专权”,而不是官僚之间的权力制衡,因此,军事首领任用“私人”或亲信作为自己幕僚,便是最佳的选择。故而,自古在军事兴起的背景下,军政长官自主辟署佐僚的情形势不可免,即使猜忌将帅泛滥的宋代也不例外。但是与唐代相比,宋代将帅的辟署权却大大缩小了。虽然唐中叶以前,诸使府署为幕府之职必须奏闻朝廷,称之为“奏辟”,未向朝廷奏报而设立官职者称为“摄”。
但此后,节度使“所属文武官,悉皆自署,未尝请命于朝”:l辟署权力极度膨胀。概括而言,唐之辟署主要有三种:先奏后辟、先辟后奏、不奏而署。唐中叶以前以第一种方式为主,二、三种很少,安史之乱之后则以第三种方式为主,一、二种为辅。到宋代,出征幕府的辟署权发生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从形式上看,出征幕府辟署制大体可分为奏授辟署制和承制辟署制两种。前者是统帅的自辟与朝廷的任命相结合,奏辟的对象主要是在职官吏。后者是指统帅事先获得皇帝的特许,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行辟署一定数量的僚属,这种辟署的对象既可为在职官吏,又可为白身布衣。这两种辟署以奏授辟署为主,承制辟署为辅。从内容上看,宋代既对帅府所辟僚属的资格、资序有严格要求,又对所辟幕僚之员额有严格限制。可见无论就辟署的形式还是辟署的内容来看,幕府的人事自主权都弱化了。
幕府在宋代的转型之二,结构简化、规模缩小。历史地看,幕府的结构的繁简和规模的大小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时局的变化。时局的变化是制约幕府结构和规模的首要因素。当承平无事、时局比较安定时,幕府结构简单,规模较小;当战乱频繁,局势严峻紧张时,幕府结构比较复杂,规模庞大,这也是为什么幕府萌芽于时局动荡,冲突激烈的战国时代的原因。二、政务的繁简。军政及行政事务的殷繁与否是影响幕府结构和规模的另一重要因素。
就宋代而言,北宋时河北高阳关路及定州路、陕西娜延、环庆、径原等路,或与辽战,或御西夏,或既要应付辽,又要抵御西夏,故而政务殷繁,幕府的结构繁复、规模较大。南宋时的川陕地区、两淮地区、荆襄地区亦类似。而两广地区主要职能是防盗,故而幕府规模较小。三、幕府人才的大小。所谓人才的大小,指幕中僚佐(包括主要是文职的幕僚和主要是武职的各级军将)才能的大小。如果幕中僚佐多能出将军士、决胜负,入参谋议、理案犊,也就是说能上马击贼、下马谋议,那么就会简化幕府的结构、减小幕府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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