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四寇指的是孙观、吴敦、尹礼和昌豨四人，他们都曾经在泰山一带为山贼，后又都归顺曹操，因此习惯称他们为“泰山四寇”。这几个人在《三国演义》里提及甚少，用字甚至少于正史所载。而史料里他们的事迹也不算多，没有单独列传，前三人事迹多附于臧霸的传记，昌豨的事迹则在分散见于《武帝纪》《夏侯渊传》《张辽传》《于禁传》以及《臧霸传》等。

孙观，《魏略》记载其一名为婴子，《魏书》说其字仲台，黄巾之乱的时候与吴敦、尹礼、臧霸等“并聚众”，曹操与吕布相持的时候，他们“将兵助布”，与曹操敌对。后来吕布兵败，曹操“募索得霸”，并使臧霸“招吴敦、尹礼、孙观、观兄康等，皆诣太祖”。曹操对他们采取怀柔手段，“太祖以霸为琅邪相，敦利城、礼东莞、观北海、康城阳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而后来孙观也没有辜负曹操的“知遇”，《三国志》记载，孙观官至青州刺史，假节，后“从太祖讨孙权，战被创，薨”。裴松之注引的《魏书》则更加详细地记载了孙观的事迹。孙观“与霸俱战伐，观常为先登，征定青、徐群贼，功次於霸，封吕都亭侯”，他的兄弟孙康也因功封侯，而后孙观“与太祖会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观偏将军，迁青州刺史”。最后在濡须口讨伐孙权的战斗中，“为流矢所中，伤左足，力战不顾”，曹操还专门慰劳道：“将军被创深重，而猛气益奋，不当为国爱身乎？”并且将他的官“转振威将军”，不过后来还是因为伤势太严重而去世了。孙观最初虽然为“泰山群寇”之一，在归顺曹操之后却忠心耿耿，作战奋不顾身，可谓从“寇”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将”。

相比之下，泰山四寇的其他几位就相形见绌了。吴敦尹礼虽然也不再为寇，却没有什么出彩的事迹，只是非常平庸的降将罢了，而昌豨则降而复叛，叛而复降，俨然仍是一个投机的贼寇。《魏略》里说吴敦又名黯奴，尹礼又名卢儿，两人的事迹除前面提到与臧霸等一起为寇外，就只有尹礼在《吴书·全综传》中被提到在曹休伐吴时，全综“枭其将军尹卢（即尹礼）”。所以两人在降曹后实在是乏善可陈，平平无奇。

接下来说说昌豨。泰山四寇中，昌豨的事迹是最多的，其在史料中的用字比其他三人的总数还要多，并且涉及到多位曹魏名人，诸如夏侯渊、于禁、张辽等等。《三国志·武帝纪》里说“太山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各聚众。布之破刘备也，霸等悉从布。布败，获霸等，公厚纳待，遂割青、徐二州附於海以委焉，分琅邪、东海、北海为城阳、利城、昌虑郡。”从这里可以看出，臧霸、孙观、吴敦、尹礼、昌豨都在泰山为寇，但《臧霸传》里提及的归附曹操的却不包括昌豨，可能是当时昌豨和其他人不是一起归顺的。在官渡之战前，曹操攻破徐州刘备、迫降关羽期间，昌豨“叛为备”，曹操“攻破之”，这是昌豨第一次叛乱，原因不明，最后曹操怎么处理的也没有见于《三国志》。后来，打败袁绍之后，昌豨又反了，曹操派遣张辽“与夏侯渊围昌豨於东海”。张辽与夏侯渊都是曹魏名将，而昌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结果似乎显而易见。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两个曹魏名将围攻了数月，不仅没有攻下，反而是“粮尽，议引军还”。最后是张辽看出昌豨有投降的意思，冒险单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昌豨于是“随诣太祖”。为此曹操还责备张辽“此非大将法也”，由此似乎可以看出昌豨守城的水平不算低。这次叛乱，张辽诱昌豨曰：“太祖神武，方以德怀四方，先附者受大赏”，昌豨因此欢喜，所以他此次叛乱的原因似乎是为了那份“大赏”，然而曹操之后只是“遣豨还”，并没有任何的“赏”。于是，自然而然地，昌豨再一次反了。“冀州平，昌豨复叛（《三国志·于禁传》）”，这一次，曹操“遣于禁击之，未拔，复遣渊与禁并力，遂击豨（《三国志·夏侯渊传》）”，派一个于禁去了，没攻下，又派了一个夏侯渊，于是终于打败了昌豨。因为与于禁有旧，昌豨投降了于禁，却被他以“围而后降者不赦”军法处置了。曹操在淳于听说之后只是叹了一句：“豨降不诣吾而归禁，岂非命耶！”似乎他并不打算要杀掉昌豨，但也说明昌豨本来是可以“诣”曹操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可能也是他无脸再见曹操了。

泰山四寇几乎与臧霸一起归附曹操，但他们却只是成了“小人物”，臧霸则是一代名臣和名将，这其间的差距在哪里，值得后人进行一些思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