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是清代皇帝中最有福气的，在此之前每次皇权更迭都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到了他这里却全不费工夫。不仅如此，乾隆继位时国库充盈，天下太平，雍正背负了种种骂名辛辛苦苦给他留下了大清盛世的基业。因此，很多人都说乾隆是富二代，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做了六十年的盛世天子。

话虽如此说，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乾隆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名君，他的性格和父皇雍正大相径庭，一个刚烈一个仁慈。雍正在他的遗诏中称乾隆“秉性仁慈”，并非夸张，甚至一度认为乾隆是否过于仁柔，以至于不能胜任皇帝这个岗位。

乾隆的仁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针对官员的，更多的是对待平民百姓，这一点也是乾隆让人最尊敬的地方。终乾隆一朝，对民生都十分关切，曾四次普免天下钱粮。史料记载，乾隆对水旱灾害尤其关注，还曾多次因为灾情而流泪。

有一年，安徽太湖县受灾，灾民在野外挖掘野菜时获得一种“黑米”，这种黑米可掺杂在其他粮食中用来充饥，且数量很大可解一时之急。地方官员将此事上报乾隆邀功，乾隆得知后让地方官把“黑米”呈到御前，他自己亲口尝了尝后，不禁潸然泪下。他把这些“黑米”分别赐给皇子，让他们了解民间疾苦。

乾隆当政的六十多年里（加上禅位后的三年多时间），一直秉持救灾为“国家第一要务”，对各省官员三令五申：“赈恤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乾隆元年（1736年），刚刚继位的乾隆就因隐匿灾情不报，罢了甘肃巡抚许容的官；乾隆七年（1742年），两江总督那苏图也因汇报灾情不实受到严厉申饬。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有一件事却不能不提。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东德州发生水灾，大雨连绵十余日，德州城一片泽国，城中百姓纷纷登上城楼避难。其时，城中粮食匮乏，百姓饥困。

不巧的是，时任德州最高长官的山东督粮道颜希深到省城办差未归，城中没有主事之人，更无人敢冒着杀头的危险开仓放粮。眼看灾民即将饿死，颜希深七十多岁的老母何太夫人主动站了出来，让官员放粮。官员说，放粮乃是国家大政，必须要奏请上级批准，否则处罚极严。

何太夫人听闻后大怒，说：“此何时也，犹拘泥于常法虎？况德州距省城甚远，如果等我儿子回来再经详奏核复，那么数十万灾民都成饿殍矣！你们无须忧虑，马上开仓放粮，以解倒悬。如果朝廷怪罪，一切由我儿子承担。”在何太夫人的力争下，官员最终打开粮仓，保住了数十万饥民的性命。

不经请示擅自开仓放粮一事传到山东巡抚衙门后，巡抚非常震惊，他们以“擅动粮仓，蔑视国家法度参劾颜希深母子。”奏折递到乾隆手中时，乾隆帝勃然大怒，批示道：“有这样贤良的母亲和好官，为国为民，权宜通变，巡抚不举荐，还要弹劾”。随即降旨，已动用的仓谷，准许为正项开销，无须地方赔偿，并且特别赐给颜母三品封诰。从此，乾隆对颜希深母子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颜希深也因此仕途通畅，很快就升到了督抚的高位。

乾隆一朝国力强盛，大多数时候乾隆都没有为银子发过愁。因此，对于地方官员，乾隆采取了经济宽松的措施，即便他们把灾情报的严重一点、夸张一点，从中捞点好处也不追究。但他有个原则，对于那些赈灾不力甚至隐匿灾情不报的官员十分痛恨，而那些舍不得银子救灾的官员也同样为他所厌恶。

乾隆救灾确实是认真从事，不惜巨款。数据显示，雍正十三年间，用于江南赈灾的款项不过一百四十三万两，而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十八年间，江南赈灾所用为二千四百八十余万两；漕运衙门的数据是，康熙年间公截留国漕粮二百四十万石用于救灾，雍正年间截留二百九十万石，可是从乾隆元年到乾隆二十年间，则高达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

自然灾害为人力所能预算，也许康熙、雍正时期灾情不多又或是灾情不严重，但两项数据的对比也不可能如此悬殊。唯一的解释就是乾隆帝在救灾上面慷慨大方，爱惜百姓。我们不能排除这些银子或粮食全部都发到了百姓的手中，但还是可以肯定地说，乾隆帝无愧于封建社会救灾最为得力的帝王，仅此一点，可称爱民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