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文字和历史真是个神奇的东西，能让我们穿越几千年，去结识那些雕刻在时光长河中的人。让我们在陌生与熟悉之间得以走近，得以了解。《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那些名字鱼贯而入，名人志士如过江之鲫，甚至那些“白脸奸臣”们也泥沙俱下。历史之笔，从来如“男人说话，毛笔写下”。以包拯为代表的名臣，因为为民间的秦香莲母子维权，有幸在宋仁宗时期留下于国于民于自己的精彩和灿烂。

包拯、晏殊、欧阳修、范仲淹、韩琦、苏轼、黄庭坚、司马光、沈括、王安石等，适逢其时，如金榜题名、如他乡遇故知，如久旱逢甘霖，在宋代那个繁华的舞台上，演绎出史诗一般的过往，与那些生不逢时的憾事悲催相比，包拯等人是何其幸福。

包拯是有多“命好”？有一次，宋仁宗的宠妃张贵妃请求宋仁宗给自己的叔叔张尧佐一个三司使的官位，宋仁宗答应了。可是到包拯这里却遭到反对。此时的包拯官任御史，类似最高检察长或副丞相，包拯说，三司使是个重要的职位，掌管财政事关国家大计，张尧佐才智平平，不堪此任。宋仁宗没有坚持，可是他需要给张贵妃一个交代，就说，让张去做一个粗官节度使吧。包拯还是没有妥协。他说，粗官不是个虚位，节度使也是个有具体工作的位置。争论中，包拯的吐沫星子都喷到宋仁宗的脸上，宋仁宗知道他是为了朝廷，所以也没有怪罪他。回到后宫，张贵妃不依不饶，说你是皇帝，怎么能然包拯改变你的主意？宋仁宗关键的时候真是不含糊，告诫张贵妃：不要只考虑你的叔叔，包拯是为了大宋，他是御史，提出合理建议是他的职责，如果我这次驳回他的建议，他会认为我任人唯亲，就会心凉。写道这里，纯度也是忍不住想给宋仁宗赵祯先生大大点个赞！

文化是一个朝代的表象，也是内在综合格局的反映。宋仁宗在历史的版图上向来被称为“圣人之治”。“为无为，则无不治”。看似无为，实则政治清明，国君只负责创造好风调雨顺的环境，减少苛捐杂税，不轻易发动战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无为而治”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正是在这种模式下，宋仁宗时期，在位将近40年，是北宋九个皇帝中在位最长的一位。

其实，登上高位的赵祯并不是一个天下太平的环境。内部，多年的官位体制积淀下很多弊病，冗员问题体现在很多方面，都是官，因为战事多，全民皆兵的现状也是有的，这期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也没有消停，那个叫党项的部落族虽然称臣，但边患危机并没有彻底消除。

但宋仁宗的英明在于，对于文武百官，他懂得四个字：信任、爱护。

宋仁宗作为一国之君，没有风声鹤唳，没有草木皆兵，而是宽以言路，礼贤下士，认认真真党好伯乐，即使说错了，也不加罪，做错了事，最大的惩罚就是降职，或者发配到偏远的地方。但宋仁宗体恤下属，需要人才的时候，立马又把你调回来，从来不一棍子打死，等到想起再用时，大错已经铸下。所以，宋仁宗基本上没有后悔不及的纠结，文武百官也不会担心被冤死。这样的环境谁不好好干？

包拯在历史正典上和在民间都是一个廉明清正之人，上上下下口碑极好。学者胡适就说：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他的有福，是因为他的清正和侦破才能。这个时期，包拯与范仲淹相遇，也与陈世美相遇，当然也与秦香莲相遇了。包拯对秦香莲说;“这是纹银三百两，拿到家中度荒年”。但秦香莲要的不是钱，是要一个说法。陈世美背信弃义，忘妻遗子，被招为驸马，秦香莲带两幼子前来相认，但被陈世美用尽各种手段想杀人灭口。这件事事关皇室，又事关人命，包拯就接了过来。这个时候，南侠展昭出现在包拯身边，为秦香莲一案立下大功。

不管秦香莲的命运在民间和历史上有多少版本，陈世美在历史上有无其人，但在人们的感知中，陈世美这个负心汉，也是谋害亲人的罪魁祸首是被铡了，陈世美在《开封府》中，为了掩盖他已经结婚生子的事，还杀了他的三位同乡。他的被铡符合人们最朴素的良知和报应安慰。

当然包拯的故事太多了，关于一头牛的案件，包拯不过是让牛的主任傻了牛卖肉，就引出了“嫌疑人”。而关于他侄子包勉的故事，在《开封府》中，也是和陈世美的官司联系的，为了杀陈世美，包拯面临这要处理包勉的事，据说是贪赃枉法的事。杀陈世美，就要杀包勉。包拯好纠结，因为包拯是嫂子养大的，养育之恩，包拯不能忘掉。深明大义是嫂子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用李娘娘交给她毒死秦香莲的毒药给包勉喝下。陈世美也自然伏法。

宋仁宗给了包拯极大的信任和支持，并没有怪罪包拯，他知道包拯也痛失亲人。试想，如果宋仁宗龙颜大怒，包拯会是什么结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开明的宋仁宗时期，也给了像范仲淹这样的有志之士家国情怀的机遇。当然，毕竟政朝之事波澜起伏，当好一国之君也是一门学问。宋仁宗的理政才能还是被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