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江

在2016年华东师大版义务教育教科书第4课《夏的建立与国家的产生》一课中采用了启为夏王朝真正建立者的说法。编写组为何采取这一说法，现就此做一简要说明。

有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记载，主要见于《尚书》《史记》《竹书纪年》等史书，一些先秦、秦汉典籍中也保留了关于夏朝的传说。① 尽管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探究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迄今尚不能说夏朝的存在如同商朝那样，已被考古学研究确凿无疑地予以证实。在既不能完全肯定，也无法否定的情况下，各种类型的教科书，包括大学课本和中学课本，大多以文献记载为主要依据，确认了夏、商、周为上古“三代”的说法，并将夏王朝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国家”。

对扑朔迷离的夏朝“开国历史”，中外学者都曾做过长期的研究，目前看来，下述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其一，夏是从原始的部族发展为国家的，就夏部族最高统治者的“世系”而言，当上推至禹。其二，禹并未将自己的权位直接传给儿子启，禹生前仍按照“禅让制”的原则先后推荐皋陶和伯益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启是采用非常手段，凭借武力夺得其父权位的。其三，启夺得禹的权位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自此，原始民主的“禅让制”被王位“世袭制”所取代，众人推举、轮流掌权的“公天下”被某一姓氏独裁的“家天下”所取代。

不过，在确定究竟谁是夏王朝的真正建立者，也就是说，究竟谁是真正的“国家”君王，而非古书上习称的“帝”或“王”这一问题上，学者们却发生了颇大争议。一种意见认为：禹在位期间已掌握炙手可热的权力，并暗中培植、扩大儿子启的势力，欲使其日后能顺利继承自己的权位，因此，禹应当被视作夏王朝的实际建立者。

另一种意见认为：无论禹暗中有何举动，其继位与传位在公开场合仍遵从了部族联盟首领的“禅让”方式。而启则在部族向国家演进的过程中完成了最后的一击，致使量变的积累达到临界点后发生了质变的飞跃，真正实现了从“禅让制”到“世袭制”，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换。因此，启才是夏王朝的真正建立者。应该指出的是，出现上述分歧，并非因为有新史料的发现，亦非因为现存史料本身可引起重大异见。

通过长期的研究，史学界对夏朝史料的开掘、钩稽已极为彻底，对史料的梳理、诠释也十分细致而明晰，可以说，对现存史料所反映的夏朝开国“史实”本身，史学界并无多大争议。问题是，当学者们依据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理论对上述“史实”进行分析、解读时，由于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而产生了理论上的认识差异，从而出现了史学观点的分歧。

其实，国家的起源与形成原本就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上古时代原始民主制度的逐渐解体，部族首领至尊权威的不断强化，乃至国家政权的正式建立，这一过程早在尧、舜时已经开始。对正确认识这一漫长过程来说，上述两种观点在学术界实可并存而互补，并非绝对地互相排斥。如持“启”说者并不否认禹对夏王朝的始创、奠基作用，持“禹”说者也多不否认最终由启完成了“禅让制”向“世袭制”的转变，真正确立“家天下”的王朝体制。

由此可见，无论采取何种说法，都只是在理论上是否更妥当、更合适一些而已，本质上并不存在“史实”的是非对错问题。然而，初中历史教材却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包容纷繁复杂的多种歧说，编写者只能根据最新的研究结论，简洁地采取一种较通行、较具权威性的说法。

就国内的现状看，涉及夏、商、周历史的最新研究是由李学勤等学者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但这项“工程”的主攻方向是力图在夏、商、周的年代学上有所突破，其规定的具体目标是：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二、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显然，中国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这一理论问题所涉及的夏初“王位”问题，未被纳入“工程”的研究目标。“工程”所采用的研究途径和技术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历史文献研究、古文字材料研究、考古学研究、天文学研究。其中，考古学、天文学的研究仅与年代学有关，对探索禹、启身份地位的理论问题并无帮助；而历史文献和古文字的研究，在未发现新材料的情况下，也难以期望有重大突破。为此，“工程”对夏朝，仅确定“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一目标，是非常切合实际的。从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6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看，目前的研究结论也只是对夏王朝的纪年做出了大体的估算，根据研究结果所作的《夏商周年表》“暂定”夏王朝起于公元前2070年，讫于公元前1600年。

至于表中所列出的夏朝世系，将禹置于首位，自禹至桀共列17王，显然依据了《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的说法和《史记·夏本纪》中的有关记载，⑦这一世系排列对史学界有关夏朝世系的通常看法，并无新的推进与突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夏商周年表》对禹的身份地位，没有任何的说明或解释，也就是说，禹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是夏朝各王所追认的“先帝”，是夏朝的草创者、奠基者，还是夏朝的真正建立者，至少目前已公布的“工程”结论，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其实，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专题研究，近年来不乏新的成果，就国内学术界看，目前所知，最新且最具权威性的专著是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其中，下编的第一篇《夏朝与夏国家形态》由先秦史专家王宇信执笔。书中依据大量的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夏王朝的建立以及夏的国家形态问题做了迄今最为翔实的探讨和论述。此篇的第三章，专门讨论了“夏朝的王权和王位传子制的确立”问题。

作者运用国家起源和形成的理论对史料进行仔细考察和深入分析后，推出了明确的结论——“夏朝的第一代君王是启而不是禹”。书中指出：即天子之位后，“启不仅继承了禹主盟华夏部落联盟期间的一切权力，而且连禹时期的‘国号曰夏后’也沿袭下来，成为奴隶制王朝名副其实的第一代君王，并为后世的王位世袭制开了先河”。作者还论述道：“启建立夏王朝，标志着氏族制度的机关‘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夏朝自启始，成了姒姓夏后氏的‘家天下’。‘家以传子’，启的子孙成为夏朝的各代君王。”

综观作者的分析和论述，可以发现，在划分部族联盟首领与真正的王朝君主的区别时，作者所使用的核心标准为：究竟是“禅让制”还是“世袭制”，究竟是“公天下”还是“家天下”。所以，在阐述“我们说夏朝的第一代君王是启而不是禹”的理由时，作者着重谈了以下观点。其一，禹在位期间虽“声教讫于四海”，握有极大权势，并暗中支持、纵容儿子启的“僭取”活动，但依旧没有公然废除氏族制的民主传统“禅让”制，甚至还受制于当时的习俗惯制，不得不先后推荐皋陶和伯益为自己的“法定”继承人。故“禹不是夏朝‘家天下’的始作俑者”。

其二，启虽然袭用禹的国号“夏后”，但他的“天子之位”并非直接从禹手中继承而来。启是在公然破坏传统惯制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的权势和武力，经过激烈的斗争夺得这一最高权位的。“自启以后，‘大人世及以为礼’，王位在夏后氏姒姓家族内父子相继，‘世袭制’逐渐确立。‘世袭制’标志着植根于民众之中的部落联盟管理机关向与民众相对立的‘公共权力’的深刻转变。而这‘公共权力’，现已为姒姓家族所垄断，并已蜕化成为镇压和奴役广大平民和奴隶的专政工具和暴力了。”正是上述的“深刻转变”，表明启所建立的是“真正的”国家，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夏王朝“名副其实”的第一代君王。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汇聚了该项专题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学术界对此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当前全面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的一部力作，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它的出版将会把我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的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此著作代表了目前这一课题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相信，李学勤先生在主编该部专著时，对书中的重要结论应当是认同的。

此外，郑杰祥的《夏史初探》也是近年来值得重视的研究夏王朝和夏文化的专著。作者经过缜密的研究，也提出明确的结论：“禹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是我国原始氏族制度下最后一位部族联盟首领，也是夏王朝的奠基者。”启则通过暴力夺得其父权位，完成了“禅让制”向“世袭制”的转变，而“世袭继承制的确立说明夏王朝国家已经正式建立起来”。所以说“启是这个国家政权的建立者”。作者还进一步申诉说：“史书以往常称启以前的人物为‘帝’‘后’‘天子’‘诸侯’等，那不过是部族联盟首领、部族、部落或氏族酋长的借用词，只有到了启的时期，这些名词才获得了真正的含义。”

综合各种学说，经反复的斟酌、研究，我们教材编写组最终采用了启为夏王朝真正建立者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