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祭侄文稿》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借给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成为其年度大展“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的核心。不过，没想到的是，关于这件“国宝”的外借动机和运输保护等问题却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争议。但也因此，展览在1月16日开幕后便备受关注，截止2月17日时，访客人数已经达到了近15万人次。

文/陈璐

《祭侄文稿》顔真卿 唐·乾元元年（758）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超越历史的《祭侄文稿》

被誉为“在世颜体第一”的《祭侄文稿》，全名《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是颜真卿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素有“天下第二行书”之名。这幅草稿手书，自758年完成开始，至今已经流传了1261年。最初它一直为历朝宫廷收藏，直到20世纪，从中日战争时期故宫文物南迁，到1949年后移至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部分。

要了解为什么这幅作品这次会引发如此争议，就不得不回溯《祭侄文稿》的创作背景。天宝十四年（755），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起兵变，史称“安史之乱”，这场历时七年的叛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一年，颜真卿50岁。

在河朔等地均被安禄山大军攻陷之时，因不愿取媚权贵被贬为平原郡太守的颜真卿，与出任常山郡太守的堂兄颜杲卿决定共同抵抗叛军。然而，一年后，颜杲卿遭到了史思明的围攻，昼夜苦战，却最终因为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拥兵不救，常山城破，成为俘虏。安禄山以颜杲卿第三子颜季明为威胁，但他却宁死不屈。最终，颜季明被斩首，颜杲卿被凌迟处死，颜氏一家30余口全部身亡。

颜真卿得知这一悲剧后，派人去寻找亲人遗体。两年后，他收到一个木匣，里面盛放着侄子颜季明的头颅和堂兄颜杲卿的足部尸骨。颜真卿悲痛欲绝，奋笔疾书，亲自为侄子写下祭文，这便是《祭侄文稿》。手稿长约81厘米，共计23行，234字。全文以一管粗毛笔一气呵成，文字时疏时密，笔触圆润挺拔，墨色时淡时浓，多有变化，足见写作者当时的心潮澎湃。他七次蘸墨，第一笔蘸墨后连写53字，其中“贼臣不救，孤城围困，父陷子死，巢倾卵覆”这句被反复删改涂抹，反映了颜真卿当时行文构思始末的情绪起伏，是他最真切的悲愤与痛苦的表达。

黄庭坚曾评价道：“鲁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动人。”作为颜真卿存世手书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名作，颜氏满门忠烈的故事、精神与气节都留存于《祭侄文稿》的笔墨之间。也正是因为它背后的这段故事和反映出的那种国破山河在的民族气节，令《祭侄文稿》在这次借展中，尤为人们所关注。

自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以来，因为无与伦比的珍贵性，《祭侄文稿》甚少现身于民众面前，上一次展出还是在200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晋唐书法展”。然而，这次东京展也并不是《祭侄文稿》第一次外借海外。早在1997年，它便曾出借给美国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在以往的展览中，《祭侄文稿》通常只展示了其文稿部分，很少有机会露出前跋和后跋。

但这次，东京国立博物馆选择进行了完整呈现，通过前后跋文，可以追溯这幅作品主人的变迁，了解后世对它的评价。元朝鲜于枢曾在题跋写道：“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余家法书第一。”素来喜欢四处题跋的乾隆帝也对这幅作品爱不释手，1786年他在跋文中赞赏其笔墨之余，更感慨道颜氏一族的忠烈，“兹乃得其祭侄季明文藁真迹，披阅一再，叹其一家舍身尽节，而为其君者如不知也。又叹其经千年沧桑之变，而故纸宛存，诚有所谓神物呵护者也”。

日本著名书法史学者、东京国立博物馆学艺企画部长，同时也是这次展览策展人的富田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介绍，“《祭侄文稿》是颜真卿祭奠牺牲于安史之乱的亲属之一颜季明之灵所书的墨迹。安史之乱的起因可追源到玄宗皇帝。因此，本次的展览会场，为玄宗的《纪泰山铭》与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两件作品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是为明确展览会主旨的构成”。

创立于1872年的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日本最早的博物馆，一直有举办书法展览的传统。2013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东京国立博物馆成立140周年，东京国立博物馆便曾举办过特展“书圣王羲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短短41天展期内吸引了逾10万名观众，在日本境内掀起了一股王羲之热。

“‘书圣王羲之’聚焦于将书法艺术推到一个高峰的东晋时代，而本次展览则聚焦于书法艺术最高境界的另一个高峰，唐代。介绍书法获得普世之美的唐代书法，以及通过日本国内外名品，探究颜真卿之人物及书法本质为目的而策划。”富田淳对本刊谈到举办这次展览的初衷。

东晋与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两个高峰，前有“书圣”王羲之，后有“初唐三大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三人为楷书树立典范，而颜真卿则恰好处在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在继承三大家传统的同时，创造了被称为“颜体”的独特笔法，呈现了与王羲之和初唐三大家不同的美学形态，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

这次展览以颜真卿及唐代书法为中心，会聚了177件中国和日本的书画珍品，包括颜真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因真伪辩论了大半个世纪的“天下第一草书”怀素的《自叙帖》，遗失多年、被认为早已毁于战火的北宋李公麟《五马图》，以及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行书李白仙诗巻》《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元日帖》等书法史上难得一见的珍品。

“此次（展览）是以唐太宗的王羲之信仰为文脉展示与其相关联的作品。”富田淳说。在唐代，社会与书法的关系十分紧密，唐太宗高价收购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王羲之书法作品，因为一般人几乎无法看到王羲之的真迹，王羲之信仰随之而起。其中，《兰亭集序》是王羲之最著名的代表作，被认为是“天下第一行书”，相传唐太宗将它作为自己的陵墓陪葬品，仅存世296年，现已无法见得。而王羲之也因为唐太宗的缘故被神化。

正因为如此，能够体现王羲之书法字体风格，最具可信性的资料都是唐代制作的。同时，将书法的普世之美予以法则化的也是在唐代，颜真卿在继承其传统的同时，以与王羲之及初唐三大家所不同的审美观为基础，在书法表现中倾注情感并获得成功。

然而，富田淳告诉本刊，“颜真卿的书法在唐代并未受到正当的评价，直到进入宋代以后才开始受到书法界的高度重视”。颜真卿的书法风格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涌现的丰富情感，并为宋代知识分子继承和发展了起来。所以此次展览的第五个部分便以“宋代颜真卿的鉴赏”为主题，展现了宋代书法家们对颜真卿所做的评价以及颜真卿对于他们书法风格的影响。几年前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北宋李公麟名作《五马图》，因为上面有黄庭坚的题跋，也被放置于这个部分的“宋四家”书法作品处展出。

唐代书法在奈良时期传入日本，说到日本书法，就不能不提到平安时代的书法家“三笔”——空海、橘逸势与嵯峨天皇，以及“三迹”——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他们在日本被尊为书法圣人。“‘三笔’和‘三迹’深受唐代书法及唐代制作的王羲之摹本的影响。颜真卿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家之一，空海的书法与颜真卿的书风有相通之处也得到确认，由此可说颜真卿的书法对日本的‘三笔’‘三迹’亦有影响。”富田淳和本刊分析颜真卿和日本书法之间的关系，并表示，相较于真迹早已消逝在历史中的王羲之作品。“从颜真卿的真迹至今仍发扬光彩的角度上可认为颜真卿对后世的影响超过了王羲之。”

然而，没想到的是，一场本该惠及民众的文化交流活动却在开展之前即被推至风口浪尖之上，关于这件“国宝”的外借动机和运输保护等问题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争议。

唐 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碑》，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备受争议的借展流程

书画都是绘制在纸或者绢上，所谓“纸寿千年，绢寿八百”，相比玉器等耐储存的文物，书画的生命便极其脆弱，对于光线、空气潮湿度、微生物等环境因素的控制要求非常高，稍有改变都可能带来一定的损坏。所以这次海峡两岸反对者关注的重点，便是这样一件国宝级孤品是否适合借展海外。

对此，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刘芳如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应道：“古人针对纸绢类书画的寿命，曾有‘纸寿千年，绢寿八百’的形容，《祭侄文稿》书成于758年，距今确实已超过千年。但本件在保存的历史过程中，曾经过裱工重新修复装裱，目前处于相当稳定的保存状况。经过相关部门确认后，同意可予出展。”

尽管如此，国内仍有博物馆界人士持不同看法。

“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具有唯一性的文物，不宜上纲上线。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星藏品《翠玉白菜》《肉形石》，出展是正常的。但《祭侄文稿》不同，它是一件真正的国宝级文物，是唐代书法作品中留下的仅存原件，所以它不可复制。”文物学者、曾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周天游与本刊分享了他的观点，“像这类文物一旦失去就是永远失去了，出国一定要慎重，一般从文物保管、借展这个角度来说，这类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是不会外借的，有的必须把它列入禁止出国名单。颜真卿的这件作品应该是在禁止出展行列的，因为它太珍贵了，无可替代。”

2002、2012和2013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共计发布了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计195件（组）。比如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便在这个名单中。“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出于对文物的一种保护，因为在运输、展览期间有时候有很多不可控因素。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相对比较慎重，对那些特别珍贵的国宝级文物轻易不会随便放行。”周天游对本刊进一步举例，2017年底，美国富兰克林学会博物馆展出的《兵马俑：秦始皇帝的永恒守卫》上，一个兵马俑就被观众折断并盗走了一根拇指，所以他认为，观众担心这件珍贵的文物是否会受到损害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台湾地区，近几年，台北故宫博物馆致力于推动文物分级工作，将文物分为“国宝”“重要文物”和“一般文物”三个级别。刘芳如向本刊介绍道，针对“国宝”“重要古物”的出境展览，台北故宫博物院并未明确列出不得出境展出的名单，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文物均可出境。“当台北故宫博物院接收到借展博物馆的申请计划书之后，会针对特展主题、借展博物馆的安全设施报告进行谨慎评估。更重要的是，对方希望借展的文物，必须保存现况良好、稳定，符合出境展览的条件，当上述条件完全符合时，才有可能同意借展。”

此外，一部分批评的声音，源于此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陈其南因为主张“故宫台湾化”，被认为有“台独”倾向，导致这次的借展也被人疑是谄媚日方。但刘芳如否认了这一说法，她对本刊指出，东京国立博物馆筹划“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时间长达六年。2015年12月，东京国立博物馆馆长钱谷真美首次正式向台北故宫博物院提出书面借展申请。“经本院评估本展的展出内容及展览架构，具备高度的书法史研究价值，并了解本院的借展品将会成为整个展览中最为重要的主题核心，当时的院长冯明珠才答复原则同意借展。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合约内容及借展明细磋商，至2018年5月，由林正仪院长代表签署借展合约。”不过，陈其南在2019年1月13日正式卸任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仅仅任职了短暂的180天。

通常而言，博物馆之间互相借用馆藏，以便促成极具价值的展览开幕，这是时常发生的国际交流活动，也是有利于塑造国家和地区形象的软性外交行为。早在1950年，中国政府便首次组织了“中国艺术展”在苏联展出。上世纪70年代，又在全世界范围里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巡回展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展出一批重要的考古发现，吸引了大量由于冷战而对中国并不了解的西方人，是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塑国家形象的一项重要外交策略。中国政府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来规范中国博物馆向海外出借其收藏。

国内有很多展览，也旨在促进中国的博物馆与海外博物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就像这次“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览有一件日本所藏的颜真卿真迹《楷书自书告身》，此前便曾借展到上海博物馆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上海博物馆近些年来非常重视这种国际合作展览。2006年，上博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中日书法珍品展”，保管于日本正仓院，由遣唐使带到日本的王羲之《丧乱帖》书法摹本，在1000多年后又重回故土，得以和中国观众见面。2012年，上博与美国五家著名博物馆合作，在美国举办“中国早期书画名作作品展”。2017年，由大英博物馆策划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经过7年巡展后抵达了上博，3个多月吸引了近40万人次，每日博物馆门前的排队长龙，至今还令人印象深刻。

国际上，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英国博物馆协会（MA）、美国博物馆联盟（AAM）等组织为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机构提供了一个藏品出借的道德指导。在大英博物馆的官方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自行下载展品申借条款和表格。网站介绍中强调，“大英博物馆相信，它的收藏应该被广泛使用。该博物馆每年借出数千件展品，在英国和世界各地的场馆中举办数百场不同的展览和展示。大英博物馆欢迎将藏品借出，用于向公众开放的展览或展示中，并促进对其主题的知识增进和理解”。

回到这次日本的展览，周天游和本刊交谈时也认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设施非常先进，并且做事严谨，不论是从展品安全保障的角度，还是从展览策划、深度挖掘展品价值等学术角度，都值得信任，“日本人对中国的书画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中国书画）对日本的绘画和书法艺术有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依然存在。所以我们也不要低估日本人对中国文明的热爱。特别是像颜真卿这样的书法作品能到日本展出绝对是一个大喜讯，是很多美术爱好者的福音。”

对于国宝级书画文物，因为其特殊性，台北故宫博物院规定三年才能展出一次，并有限展限提规范，不可随意从库房中提出来拍照观看，每次仅能展出42天。“（《祭侄文稿》）展期严格限制为42天，展毕会即刻完璧归返。全部的装箱与运送过程，均采取最严密的安全保护措施，回台后，并会再度由相关人员来院，确认文物未受到任何损伤。”刘芳如在接受本刊采访中强调，“展览期间，更是禁止摄影。至于媒体上所见到的展场照片，都是1月15日媒体预展时所特许拍摄，当时也并未使用额外的摄影照明灯具。”

这也得到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方面的证实，本刊向富田淳了解到，整个展览筹备了五年多，但因为文物的展出时间有限制，所以将展期限定为35天，而关于作品的保护，包括展示方法在内，“均是遵照收藏单位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要求，十二分地满足了作为博物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