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我与李学勤先生联系,想去看他并送上我刚出的新书。先生夫人接的电话,说先生刚在协和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手术很顺利,正在休养。她要我春节后再和她联系。
李学勤先生(右二)参加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会议。
我上周刚休完假回来上班,计划下周去看李先生。不想周日早晨打开电脑,突然看到了李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一怔,那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学识渊博、为人谦和、提掖后学、重视科普,在学术道路上曾经给过我很多的支持和鼓励,被学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怎么突然就走了!我心中无限悲痛,想起了和李先生交往中的一些往事。
李学勤著《夏商周文明研究》
为人谦和品格高尚
李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研究涉及先秦史、秦汉史以及古文字、古文献整理、青铜器研究等领域。作为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他主持的重大科研项目有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等。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以及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等多所外国名校的客座教授。
李先生学术视野开阔、涉猎广泛。在他广博的研究领域里,钱币虽然不是重点,但我却是因为钱币而与先生结缘相识。
1991年,李先生出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1992年我借调到中国钱币博物馆,并于1995年正式调入。因为在中国钱币学会秘书处工作,所以有机会很早就结识了李先生。
李学勤著《古文字学初阶》
中国钱币学会每年年初都要例行召开一次常务理事会,对上一年工作做一小结,对新一年工作提出规划。这是秘书处每年的一件大事,除了文件起草外,最重要的就是给各位常务理事递送会议请柬。因为每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都是临近召开才能确定。确定之后就要在很短时间内,给近百位常务理事送到请柬,这对人手本来就不多的秘书处来说,确实是件很棘手的事。
记得每次联系给李先生送会议请柬时,他都是让我们直接将会议的时间、地点在电话中告诉他,不用派人专程去送。他说筹备一个会议很忙,要办的事情很多,不必为给他送请柬而专程跑一趟。李先生作为一个享誉国际学术界、在社会上拥有重要影响力的著名学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为人谦和、处处替他人考虑的高尚品德,给我们秘书处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融会贯通学术大家
李先生对钱币学会的工作非常支持。每年的常务理事会,他只要在北京,基本是必到,并且每次都有精彩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先生在发言中,总是能从与其它学会比较的视角,肯定中国钱币学会上一年在学术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并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主管单位对钱币学会工作给予的支持,进行充分肯定和感谢。同时,他又会从与国际钱币学界的比较中,指出我们的差距,呼吁要加强“钱币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建设。
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工作,对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以及货币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的作用,都有独到见解。他说钱币学虽然在我国有古老的传统,最迟在南北朝的萧梁时期就已经产生,当时被称为“古钱学”。但是,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却始终还没有建立起来,和国外相比,差距还很大。国际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分的人文与社会科学19个一级学科中,就专门有一个“钱币学”,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很高地位。中国货币文化虽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世界货币文化的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进程,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钱币学在我国还没有取得应有地位。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他认为,其中学科建设滞后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
李学勤著《青铜器入门》
他强调,要从两个方面加强钱币学学科建设:一是要结合历史的发展,突破传统古钱学的局限,研究钱币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要加强和高等院校的合作,争取钱币学能够早日走入高等院校的课堂;二是做好钱币文化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要鼓励专家多写普及性的学术著作,向社会大众宣传普及钱币文化、金融知识。
李先生不但在常务理事会上呼吁,2013年12月他还在中国钱币学会举办的全国秘书长培训班上,专门做了一期有关货币文化的讲座。他结合早期青铜器以及甲骨文,并对照两河流域以及古埃及文明,系统阐释了他有关中国早期货币起源的研究成果,获得了秘书长们的高度评价。
提携后学谆谆教诲
李先生有关钱币学学科建设的论述,对我启发很大。在我的钱币学术研究中,更是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其中,有三件事我要特别感谢李先生的提携。
一是2013年我写了一篇《论钱币的文化内涵》(收入《中国钱币论文辑》第六辑),从器物、制度、思想三个层面论述了钱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更是文化的载体和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倡导从文化视角看钱币。钱币作为退出流通的货币,虽然失去了交换功能,但是,如果从文化视角看钱币,则会发现钱币是我国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钱币文化是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学勤著《文明中的古文明》
文章写好后,我拿给李先生看,征求他的意见。李先生非常认可这一观点,鼓励我按照这一思路继续研究下去,并以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建议秘书处组织一次座谈会,讨论钱币的文化内涵。后来因为诸事繁杂,座谈会并没有召开,但是,李先生的鼓励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这才有了后来《中国货币史话》系列丛书(四本)的写作。
二是给我的《中国货币史话》系列丛书写序。我写了一部约五十万字的货币史书稿,2015年入选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史话》丛书,编委会为了照顾丛书体例,决定分钱币、金银币、纸币、货币文化交流四册,以“中国货币史话”系列丛书的方式出版。年底当我将书稿清样拿给李先生看时,他欣然答应给我写序。李先生当时已经是82岁高龄,身体也不太好,关键是他还有很多的事要做。等我春节休假回来去看他时,他将一笔一划手写的序交给了我。听他夫人讲,他是利用春节假期,抽时间写的。
2017年,我的这套丛书被新闻出版署评选为向全国推荐的第二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当我将这一消息告诉李先生时,他向我表示了祝贺,并鼓励我说,“钱币文化只有服务社会大众,才会有生命力”。希望我能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三是给我的新书写推荐语。正是受了李先生的鼓励,我才又写了《三千年来谁铸币:五十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当李先生知道我的新书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非常高兴,不顾生病的身体,又给我写了推荐语。
李先生和我完全是因为工作关系相识,学术上并无过多交往。但是,他有关钱币学学科建设的论述,对我的启发和影响很大,受益良多。如果说我在钱币学术研究以及钱币文化知识的宣传普及方面,做出了一点成绩的话,那都与李先生的鼓励和提携分不开。
先生如今已驾鹤西去,每当忆及先生的帮助、提携,顿生感激之情。特缀成此文,谨当薄酒,算是对先生的一点祭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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